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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9骆文冠:用画笔记录经济特区的日新月异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5-11-10

我长期与画笔为伴。迄今66年的光阴中,恰好有33年是在深圳这片热土上进行激情创作。我的作品中,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新中国第一套股票——“深宝安”股金证外,还有版画、中国画、雕塑等。

生活是美的,而艺术是发现美、揭示美以及塑造美。在深圳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里,无论是刻版拓画还是戏水弄墨,我都一直在用追寻美的眼睛,去记录这里发展的日新月异。

骆文冠
深圳的文化积淀和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相比,还算不上文艺创作家最喜欢或者说最具备丰厚土壤的地方,但是这里起码会给我们很多灵感和激情——可能在那些城市里,会有着很多传统,但深圳会给我们很多新时代的信息,比如关乎创新,关乎中西文化交融和新观念新理念等等。毕竟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真正让我感觉到深圳起变化的是在1980年,这里开始有了大工地的模样,推土机来来往往

为改善生活闯特区

现在大家都在讲“中国梦”,其实我来深圳的动机很简单——瞅准了这里的发展前景好,将来能和家人过上好生活。

我的老家在河源的和平县,父亲在我出生3个月前就撒手人寰,我是老七,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自然艰苦。因为长在山区,开门就能见山,打小就与木有缘,与刀有情,刻完墙壁刻木头,9岁开始还学着刻木头印。1972年,我考进了当时的广东人民艺术学院(现为广州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版画,1975年毕业后回到故乡和平县文化馆工作。

我第一次来深圳是1978年,来当时宝安县的展览馆(现为深圳美术馆),看在这里举行的中国水印版画展。当时深圳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海关和迎宾馆,感觉这里不过是一个小县城罢了,比我家乡的县城还要落后。1979年我又来了第二次,真正让我感觉到深圳起变化的是在1980年,那一次我接受朋友的邀约来这边创作,这里开始有了大工地的模样,推土机来来往往。

1981年,我有亲戚来深圳工作,不断地向我传递诸如“这边前景很好啊,你也过来吧”等信息,我心动了,盼望着能加工资、分个两房一厅的房子,全家过上好日子。

因为当时和平全县只有我一个进过美术学院的,领导自然是不愿意放我走的。我就去找人说情,领导一松口,我和太太赶紧收拾行李就跑来深圳了。

记得出发的那一天是早上六点上车,一路颠簸了300多公里,下午五点多才来到深圳。车里没有空调,开窗通风的时候漫天的黄泥沙飞进来,下了车全身都是泥土。

我调来的时候,宝安县正在组建文化馆,就到当时的宝安县县委宣传部上班。当时宝安县委还在地王大厦后边的那个电视大学的位置,开始时我曾为县委手绘宣传画。

来之后,工资大概涨到了70多块钱,比原来的翻了一番。刚来的时候,住的是县委招待所的床位,后来宝安文化馆在当时的博雅公司大楼有了一间办公室,就在办公室里面放了一张床,用柜子挡一下,我和太太也就凑合着住下了……这和我来之前想象的生活其实是有天壤之别的,生活条件反而比在老家差了,不免有点失落。但好马不吃回头草,总不能跑出来又打退堂鼓回去,咬咬牙决心慢慢熬,相信日子总会熬出头。一年后,房子终于下来了。

1986年,骆文冠在家中创作版画。

“1000元”的图案我选择了搏击冲浪的大鹏鸟,代表改革开放的锐气;“100元”的图案选取了我在工地速写时的场景;第三张“10元”是展现农业场景的,是一部拖拉机在耕作的场景

自制工具设计股票

我画“深宝安”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县文化局下的文化馆上班了。但是宝安县城搬到了现在的宝安区这里,负责面向市民搞些文化活动,例如办美术班,培养一些学生等,有时候还要走访一下做做调研,日子还是挺忙碌的。

1983年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那边的一位领导说:“你来一下县政府办公室。”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去了之后,才知道要设计一套股票。那位领导大概描述了一下:现在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一家股份公司,叫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把农民手上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是集资,好歹得给别人一张凭证,“之前有人设计过,弄得不好,这个任务现在交给你了”。

我就问有什么要求?对方说:“没什么要求,把它画出来就可以了。不过马上就要发行了,时间紧迫,最多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其实没有要求反而最难,因为全得靠我自己来琢磨。我回来后,把此事告诉了馆长,馆长说:“放你假,你在家里画吧。至于画什么,用什么画,怎么画,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我回到家,整理了一下思路。首先,需要画三张面值分别为10、100、1000元的股票(10元/股);其次,虽然当时那位领导没告诉我要画什么图案,但他有告诉我,宝安投资公司目前规划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就是工业、农业和建筑业;最后,我心里有底了:其实这就是一种有价证券,不能轻易被仿冒,而且还要国际发行的。

当时我们身边最常见的“有价证券”是人民币,但我总不能仿造人民币吧?要么就是平时的粮票、油票和糖票等,我心想:“不行,图案太简单了。”当时还有外汇券,图案也不算复杂。虽然我没见过股票,但我心里是这样盘算的:用图还是要传统,但工具是个问题,不能用油画和水彩画的方法来,更加不能用水墨画来画,那就只剩下版画了。

刚好我就是版画科班出身,我决定用钢笔画的形式来把这套股票设计出来。我定的尺寸大概为12cm乘24cm,因为黑白的不好看,我想设计成彩色,但那时候条件有限,没有彩色的钢笔,那我就只能自制工具——当时我去买了3种颜色的颜料,回来加水反复调试,用纱布把颜料的渣滓过滤后,再把剩下的水吸到钢笔里,费了老大劲才试验成功。

也不是一下笔就准的,得先起草图。“1000元”的图案我选择了搏击冲浪的大鹏鸟,代表改革开放的锐气;第二张“100元”的图案选取了我在工地速写时的场景;第三张“10元”是展现农业场景的,因为我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然后就找来一些课本和教材感受了一下,创作出了一部拖拉机在耕作的场景。

虽然三张的画面不同,色调不同,连边角的花纹也有迥异之处,但有些元素是相似的,比如作为背景的淡淡的水漾波纹,我是用一种很薄的透明塑料板做了一个模,还把它打磨光洁,大概只有两三根头发的直径加起来那么厚而已,然后一条条像绣花一样间隔好一定的距离画上去的。

设计“深宝安”一气呵成

那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日夜赶工,一般是早上八点起,一直画到晚上两三点。当时正值初夏,天气还是比较热的,那时候没有空调,也不敢开风扇,生怕一吹纸一翻,会让线条走样或者不小心掉点墨水,把图案弄脏,只能一边汗流浃背,一边数易其稿。

因为是手工画,又是钢笔画,因此弄脏了或者画错一点,这一稿就算废掉了,必须重来。描线完成后再上色。最终完成的那一版,是我小心翼翼地在排除每一个错误发生的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气呵成的。

我闭门画股票的那半个月当中,也有领导来我家慰问,看一看进展如何。那时候领导那么忙还来关心我的设计,我感到这件任务很重要。我把正面的图案画完了后,除了把1000、100、10元等三个股票面值画上外,还把“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以及“股金证”等字样画了上去。其实之前我还有问那位领导:“到底叫股票还是叫股金证?”对方也没明确说是哪个,我就自作主张定了后者。

眼见交稿日期快到了,为了制版清晰,宝安投资公司的公章也是画上去的。原本我打算是先交上去,如果要修改我再修改。没想到第一稿就通过了,上面回应说:“行了,挺好,不需要再修改。”还给了我600多块钱的报酬,我主动把200块钱交给了公家,剩下的自己留着,觉得挺欢喜的。当时对于我而言,这就是一个上级交代的任务,关于这套股票的价值和深远意义,我并没有想太多。

我设计的这套股票作为发行“深宝安”的凭证,一直到“深宝安”等深圳老五股正式上市,改为无纸化操作才成为历史。在沿用的将近十年间,到底发行量有多大,我也不清楚。

由于很少出现过仿冒的情况,为此有人还专门跑来问我:“听说你设计的股票里面有什么密码和暗号,所以一般人伪造不了对吗?”其实他们不知道,真正的门道是我设计的时候力求精细,而且由于是手工描绘,比较灵活,有些地方可以画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切线,而且有些图案还干脆不对称,这个一般很难仿冒。

现在回想起来,我本是一个画家,却因为设计了新中国的第一套股票而在中国证券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成为佳话。如果我没有来到深圳,就不会有我的份。所以,我感到很荣幸,也感到很幸运。

1999年,骆文冠(右二)在青岛举行的颁奖会上。

木板水印画《路·灯·时空》取材于地王大厦旁边交叉路口的各种交通灯组合。当时有很多红绿灯的,这代表着一种秩序,有序地发展

用画笔见证经济特区成长

当然,设计股票这种任务只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一个画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不断地进行艺术创作。

艺术源自于生活,更何况当时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冲击着我并且勾起我兴奋的神经,因此为了捕捉最真实的细节,我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水泥森林中。

例如我有一组叫《窗口日记》的木刻组画,1983年就开始动笔,其中有一幅画名为《崛起》,画的就是当时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平地而起的国贸大厦。我当时擅自跑到国贸大厦工地去体验生活,由于没戴安全帽,还被保卫人员逮住询问。由于画的时候国贸大厦还没封顶,我画的旋转餐厅外观是方的,没想到最后完工后是圆的。这组《窗口日记》还曾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

到了1985年,我因为创作木刻组画《边岸拾贝》,跟随蚝民姑娘到海滩作业,掉进了海泥中,产生了一段“美女救男”的喜剧,最后完成的作品是展现渔民小村奔向富裕的场景。

也是在同年,我偶然发现自己住处附近在拆房,红砖碎片掉了一地,觉得可以利用,就拾起来试着刻了一下,效果不错,就产生了创作《水浒传》里面108将的念头,于是全家都投入了磨砖行动中。后来这组《水浒传108将》的作品,不仅得到了画坛大家的认可,而且还出了手拓本。

接下来,我创作的木板水印组画《凉暖天趣——深圳旅游小调》也有四幅,分别取材大梅沙、香蜜湖度假区、石岩温泉还有深圳湾。因为艺术创造还要高于生活,所以我并非是单独画人或者风景,而是把人和风景按照我的理解相结合,比如《梅沙晚风》这一幅就是女人的头发与海浪巧妙融合。

在经济特区的建设过程中,我也有了一种新的思考,那就是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单纯写实已经不足以表现深圳的飞速发展了,我开始探索以印象化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1988年完成的木板水印画《路·灯·时空》取材于地王大厦旁边交叉路口的各种交通灯组合。当时有很多红绿灯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代表着一种秩序,有序地发展。在改革开放的这个时空中,到底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当时的理解是,到底是什么路我不管,只要可以相互有序通过就可以。

1995年的木刻组画《特区之歌》,主要表达了对经济特区的一种热爱,国家需要经济特区,需要这种经验来推动改革开放。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赋予了我创作这些作品的灵感,让我既可以写实,也可以运用意境,还可以用浪漫的小调式手法,去记录时代的诗篇。

骆文冠设计的面值为1000元的股金证。

深圳美术队伍的结构决定了深圳本土美术的走向,那就是多元,你是岭南画派也好是别的画派也好,大家在一起各自发挥所长就是深圳特色了

参与拓荒深圳美术事业

1987年,我从宝安调入深圳美协工作,一直到2009年从美协主席的位置卸任时,都没有离开过美协,算是参与和见证了深圳美术事业的拓荒历程。

深圳美协是在1986年成立的,我在第二年进入美协的时候,全市的会员不到百人,专职行政工作的只有两个人,我当时是副秘书长。美协早期的活动经费主要由政府支持,主要的活动为:组织全市的美术展览,还有对深圳的美术队伍进行联络、协调、服务等,另外也要对深圳的美术战略发展进行讨论,以及组织会员进行创作,到外地参观参展等。

早期大家都说深圳是“文化沙漠”,但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其实全国对深圳美术界的期望还是挺高的,不少其他地方的美术工作者都跑来深圳,想看看深圳究竟怎么样。当时有些画家也提出自己的困惑,在城市没有多少文化积累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画?

后来经过讨论,我们也豁然开朗了:来闯深圳的人谁没点本事?深圳美术队伍的结构决定了深圳本土美术的走向,那就是多元,你是岭南画派也好是别的画派也好,大家在一起各自发挥所长就是深圳特色了。

深圳美术事业的崛起也是多元的,从单一的美术创作,到美术馆、美术基地等实体的发展,到包括美术产业、动漫业以及设计业的兴起,还有深圳美术教育的繁荣,这涉及到政府的积极规划和大力推动,也包含民间各方力量的推动,小小的美协只是其中的一股力量而已。现在,深圳美协已经发展到了超过1000名会员,画家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来自美术理论研究、美术教育事业以及美术编辑等多个行业的从业者。

深圳美协在推动深圳美术事业发展中有数不清的经典案例,观澜的版画基地算是其中之一。2004年时,我们带着一批美协的画家去观澜办活动,那边街道办的领导就问我们这个古村能不能朝着文化产业方面做一些构想。我就提出打造版画产业基地的倡导,在各方力量的联合推动下,观澜版画基地现在已经成为深圳的一张文化名片了。

人的成长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说深圳的文化积淀和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相比,还算不上文艺创作家最喜欢或者说最具备丰厚土壤的地方,但是这里起码会给我们很多灵感和激情——可能在那些城市里,会有着很多传统,但深圳会给我们很多新时代的信息,比如关乎创新,关乎中西文化交融和新观念新理念等等。毕竟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什么?那就是改变了人的思维观念。

2006年,骆文冠夫妇与恩师、广州美术学院李征教授(左二)在画展上。

骆文冠

1949年出生,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人,1975年毕业于广东人民艺术学院(现广州美术学院)。1982年调入深圳市宝安县文化局工作,1987年调入深圳市文联,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广东省美术协会理事等。曾任深圳市美协主席、名誉主席、市文联副秘书长。曾历任深圳市政协委员、河源市政协常委、深圳大学客座教授。其美术作品曾获得多项国际、国内大奖。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赖丽思 实习生 林康愉 庄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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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统筹:赖丽思 吴浩敏

本期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蔡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