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深圳的高速发展中，更是少不了智识谋略。我到深圳二十多年，不论是前一阶段在深圳市企业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简称“企改办”）推动华为、中国平安等众多大型企业改制；还是进入新世纪成立深圳工业总会，推动品牌建设，心之所往都是这座城市的企业壮大、经济发展。我们这一代特区人，必须担负起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壹

企改办先后起草制订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的《董事会工作暂行规定》、《经理工作暂行规定》、《监事会工作暂行规定》、《党组织工作暂行规定》、《工会工作暂行规定》等指导性文件

从石化系统入深谋“企改”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上到下对经济特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产生了很多争论，比如经济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另一方面，在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来深圳之时，深圳正处于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机制的关键阶段。

来深圳之前，我在全国第一个石油化工基地、国家特大型企业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因此有机会参与国家宏观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撤部建企试点，即撤销原石油化工部，建立全国首个正部级企业——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组建初期的建章立制工作。

那是在1985年，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亲自推动这项工作，迈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中石化组建初期，我有幸参加专家调研巡视组，到石化系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调研，因而对发展国家石化产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同时长期受康世恩、徐今强、李超伯这些曾担任副总理或部长的石化行业老前辈的感染，感到身上有一种历史责任。当时，深圳想和中石化、华润集团、阿联酋联合建立大鹏炼油厂，我便积极要求到深圳参与筹建工作。但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我来的时候大鹏炼油厂的筹备受阻，组织上安排我到了深圳石化集团，后来又调到全国首个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由此开始开展推动全市企业改制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市委市政府率先推进企业制度改革，成立市企业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先后由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和时任市长李子彬挂帅，副组长由市委常委李德成和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郭荣俊兼任，下设企业制度改革办公室（下简称“企改办），由市委组织部、市经发局、市投资管理公司等11个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我也是被抽调的人员之一。

企改办主任则由时任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张思平担任。张思平被称为“改革闯将”，他曾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当时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早年企改办的同事们都有股闯劲，一起玩命地干活。我在企改办主要负责产权制度改革，也配合思平同志作一些综合协调工作。

作为深圳企业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在思平主任领导下，我们企改办同事做了很多研究和探索，先后起草制订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的《董事会工作暂行规定》、《经理工作暂行规定》、《监事会工作暂行规定》、《党组织工作暂行规定》、《工会工作暂行规定》等指导性文件。企业制度改革本身非常复杂，这5个制度在深圳出台后，全国各地都派人来学习，我受邀到广东省体改委组织的全省企改工作会议上介绍深圳企业改革的经验。

今年中央22号文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后，我惊喜地发现，我们20年前制定的“五个条例”与中发[2015]22号文件精神基本一致，这证明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探索具有前瞻性，同时也说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仍然是重头戏。

贰

1997年华为完成了全员持股的公司产权制度改革，此后，华为一路蓬勃成长

为华为改制做设计

1994年《公司法》实施，国企股份制改革试点有了新的法律依据。身处改革前沿，我有幸成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在《公司法》制定过程中，我在草稿中所提出的“取消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建议，被起草小组采纳，从而为建立企业内部“权责分明”的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了法律依据，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及时地发布了《关于内部员工持股制度的若干规定》（试行），随后用三年时间，完成了57家企业的内部员工持股试点，另助推100多家企业加入改制大潮。

当时选择了28个试点企业，大多数试点企业改制我都直接参与了。例如，我在担任深圳免税总公司改制领导小组组长时，将其改制成为全国第一个按《公司法》规范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当时领导打算让我留任免税集团董事长，我毅然谢绝了，因为考虑到全市企业改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另外，我作为平安的监事，向马明哲董事长提出涵盖财险、寿险、投资、证券四大业务板块的中国平安金融集团的书面建议；主持制定的《深圳发展银行改革与发展总体方案》、《深圳市能源总公司改革与发展总体方案》等，都得到了著名经济学泰斗马洪同志以及包括房维中、谢伏瞻、吴晓灵等多位部级领导和高层经济专家的高度评价。 华为也是当年试点企业之一。华为如今已享誉世界，我为之欢欣鼓舞，也为自己的微薄贡献自豪，但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从未提及这段故事，恐有邀功之嫌。

去年华为高级副总裁宋柳平应深圳工业总会之邀为企业老总作报告，报告前他非常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您可能不记得我。当年您帮华为搞改制时，我是任总（任正非）的秘书。”正式作报告时，他又用了不少时间讲述我与华为的情缘，还一再致谢，说深圳企改办给华为的文件，后来帮华为解决了很多问题。

我还听过华为其他高层提及，近两年关于华为内部员工持股制度设计的问题，任正非多次在内部高层会议上讲起。听到这些，我非常感动，华为没有忘记当年建立全员共享机制的艰难。华为1987年注册成立时是集体所有制，这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个人出资设公司想要带上“红帽子”。然而，当时内地的集体所有制，是国企出资为解决待业青年就业而设立的公司，被称之为“大集体”，这种性质的公司一旦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当年任正非等人个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的财产权将被剥夺。

而当时，任正非正筹划应对做程控交换机的大型国企竞争，同时战略规划把华为建成未来通讯领域的领航企业。假如产权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当时正在组织制定的“华为基本法”和“战略发展规划”将会成为无本之木。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在思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反复研究《公司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后提出了符合《公司法》基本规定，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有关规定有能突破的就突破，500个自然人作为股东的内部股份公司方案，1997年华为完成了全员持股的公司产权制度改革，此后，华为一路蓬勃成长。现在大家都知道，华为很有钱，但任正非个人并不是很有钱。

去年李克强总理到华为，高兴地点评，当年的制度创新换来了后来的技术创新。这是深圳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

叁

袁宝华鼓励我：“王肇文是个能拳打脚踢的人物，干什么都能干好。办协会，你们要坚持自养、自立、自强”

创立深圳工业总会

1999年，深圳举办首届高交会，我开始关注会展经济的发展，专门组织了专家小组研究会展经济，撰写了全国第一份会议展览经济研究报告，引起了经济学泰斗马洪和国家高层著名经济学家的关注。在马洪同志亲自主持、有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参加的论证会上，马老在总结时明确指出：这份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会展经济概念，将来《政治经济学词典》修订时，要把这一词条补充进去。中共中央办公厅经济局局长洪流对这份会展经济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这份报告由此成为深圳及各地制定发展经济政策和规划的理论依据。

就在这个阶段，原航空航天部的林宗棠部长来深圳与市委主要领导商议成立深圳市工业经济联合会。我见到林老，当面向他呈交会展经济研究报告，他很快作了批示。林老是我国工业战线上颇具影响力的前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一次对撞成功、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的升天，他都是主要参与者和指挥者；1988年航空部和航天部两个部合并成特大部，他出任首任部长，后来又在上世纪末，根据中央安排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林老上个世纪60年代主持研制万吨水压机，成为共和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很有影响工业项目。

林老很关心经济特区，他亲自来深圳推动成立工业经济联合会（简称“工经联”）。筹建过程中，我向两位前辈——工业经济开拓者袁宝华以及马洪汇报请教，袁老非常高兴地鼓励我：“王肇文是个能拳打脚踢的人物，干什么都能干好。办协会，你们要坚持自养、自立、自强。”这给了我信心，也明确了办会原则。马老也勉励我：到后工业化时期，农业也是工业。办工经联什么都要懂。他们为工经联指明了发展方向。

筹备期间，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也给了我许多具体指导，他明确指出：“工业经济联合会不同于其他联谊组织，要具体帮助企业搞技术改造，推进转型升级。”并反复要求我们要发挥智库作用，成为市委、市政府抓经济发展的智库。今年中央正式发文推动智库建设，灏公在十多年前就对我们提出这方面的要求，确实高瞻远瞩。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王穗明，也常常亲自协调，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有这么多前辈、领导的关怀支持，若搞不好，怎么交代？于是，我自掏腰包购置电脑和办公桌椅，依靠三五个义工就把工经联办起来了。当时我也定了个原则，借鉴国际NGO的先进做法，坚持中国特色。就是先学习外国社会组织的高效率和义工机制；中国特色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配合政府为企业服务。而且定了个目标：三年内世界知名、全国一流。实践证明，果然达到了这个目标，成为全国先进工业经济联合会，我本人也被授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创业奖”。

2009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准的《珠三角发展纲要》，发挥中心城市经济类社团的辐射作用，工经联正式更名为深圳工业总会。

肆

截至目前，经过12届“深圳知名品牌”评选，全市已产生601个深圳知名品牌

用品牌助力深圳发展

讲到推动品牌建设，还是要提到林宗棠老部长。2001年，我见林老时，他手里拿着一份《经济日报》，报纸上是全世界一百个知名品牌发布榜单，他说：“你看看，美国9个，德国8个，日本8个，中国大鸭蛋。这样下去，怎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00年时中国GDP达到99214.55亿元，在全球经济实力排名第六，他痛心疾首地说，有这么大的经济总量，经济质量却在全球排到第40位。当时他担任由25个政府部门、18个行业协会、7个主流媒体机构共同组成的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主任。他要求深圳带个头，把品牌建设搞起来。

那时他老人家不断到深圳来调研企业。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他在全国选择16个大型企业作为培育中国世界名牌的试点单位，并选在深圳开座谈会，提出“向世界名牌进军”，期望深圳率先创造世界知名品牌。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制定深府[2003]64号文件，明确委托市工业经济联合会要积极组织、制定标准开展评价工作，也就是深圳工业总会自2003年以来持续开展的“深圳知名品牌”评价活动。在此过程中，王穗明副市长付出了很多心血，具体推动和指导了相关工作。

深圳知名品牌评价工作一起步就在评价范围、评价方法、评价机制三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特别是市场化评价、消费者认可这一条，开世界之先河，发动消费者投票。第一次在《深圳特区报》发布公告，让公众投票评选深圳知名品牌，社会反响强烈，投票信件纷至沓来，我们成麻袋地收，首届共收到手工投票253010份，人工点票、计算，把结果录进去。记得那时连夜拆信封，常常从凌晨三四点钟忙到天亮。后来改用手机和网上投票，参投人数便呈几倍、几十倍的增长，2010年第七届“深圳知名品牌”公众投票人数更高达1700多万，再次刷新了全球城市消费者投票的最高纪录。

更值得深圳人骄傲的是：深圳知名品牌培育评价活动的实践，已经上升为品牌建设的原则和要求，写入国家十年《质量发展纲要》。截至目前，经过12届“深圳知名品牌”评选，全市已产生601个深圳知名品牌。我们统计发现，这601家企业在数量上只占全市的千分之零点五，但它们的销售总额占到全市企业销售总额的39.46%，将近40%。副市长陈彪为此点评：深圳知名品牌是创造深圳质量的主力军。

从全国来看，深圳知名品牌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遥遥领先的。全国品牌占的GDP总量平均达到18%，而深圳已经达到39.46%且在不断上升。今年夏天，我到欧洲访问，他们的商会主席主动询问申报深圳知名品牌的条件，因为他们把“深圳知名品牌”看作是中国优质品的符号，是进军中国市场的绿卡。早在2011年，全球500强老大沃尔玛就主动申报参评，深圳知名品牌的国际社会认同越来越强，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受理欧洲企业的申报。

今年4月，深圳知名品牌评价委员会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共同发布了6个“国际信誉品牌”：华为、中国平安、招商银行、正威国际、中集、迈瑞。深圳在四位一体的推进中，成为世界知名的“品牌之都”，指日可待。

王肇文

1947年出生，祖籍山东荣成，高级经济师。现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工业总会法定代表人、执行主席。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经济特区进入二次创业之际，他来到深圳，积极参与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他提出的众多建议最终成为地方政府指导国企改革的政策性文件。2001年，王肇文创建深圳市工业经济联合会（现名“深圳工业总会”），探索创立新型经济类社团运作机制和推进品牌建设，致力将深圳打造成“名牌之都”。其主导的深圳工业总会，2013年荣获深圳市市长质量奖、福田区区长质量奖，成为全国唯一荣获政府质量奖的社团组织。

口述时间

2015年10月29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工业总会执行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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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苏静 实习生 杜婷 梁争誉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