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幸运，拥有了“天时”和“地利”：我在中国改革开放35年中最好的时期，在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改革策划部门——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了整整14年。

14年间，我们就像是珠宝买手，在全世界寻找适合深圳这座城市特点，并适应这座城市发展阶段的政策工具和改革办法，把它们“推销”给市委市政府。在市体改办14年，我参与了深圳为数众多的政策制定、制度创新或改革方案实施工作，当中的许多改革和创新影响至今。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也得到了提升和历练。

李淑妍

壹

我16岁读大学，研究生毕业才23岁，如果毕业就进机关，我就是家门、校门、衙门的“三门学生”，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路径

我仅带一名女助手就与重庆市委市政府办公厅的领导进行对接，多少让对方感到深圳的与众不同

1988年，我研究生一毕业就来深圳了。从读大学开始，我经历的主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价值的过程，来深圳这27年同样如此。

我本科读的是历史专业，报考研究生时曾经想到读国际关系学院的相关专业。但当时实行改革开放才几年，中国经济还没有足够强大，外交政策更多的是处于“韬光养晦”阶段，于是我决定去读经济。所以，研究生阶段就选择了经济专业的国际经济方向。

研究生毕业时，很多同学想去机关，但我不愿意。我16岁读大学，研究生毕业才23岁，如果毕业就进机关，我就是家门、校门、衙门的“三门学生”，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路径。

我只想做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当时国际经济专业发展的最好选择无疑是深圳。加上我们学校是侨校，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定位、发展前景、体制机制，我都不陌生。

综合考虑之后，我觉得深圳才是我要来的地方。

1996年前后，为做好投资顾问试点，李淑妍（右一）与时任体改办主任张思平（右三）等一起赴澳大利亚考察。

入职体改办专司改革

在深圳这个以进出口贸易起家的城市，做外贸是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当时很自然就想去外贸集团，但是外贸集团婉拒了我；我想去另一个也是与外贸相关的单位，对方觉得我是女孩子，只要我做纯行政，没有机会做业务。

最后我只好选择了一个主业不做外贸，但是也有进出口部门的单位，全身心地配合当时的进出口部经理做外贸业务。

做了一年左右的外贸业务和约半年时间的外汇交易市场营销后，我对当时国内能接触到的国际外汇市场和进出口业务的主要环节都有了直观认识，或者操作过了。比如做外贸的时候，我除了通过广交会和各种方式接触客户之外，还跟报关员一起去报关，对多式联运,等一点都不陌生，涉及进出口业务的每个环节，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签订、信用证结汇等，我都去做。

这种情况下当时我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就要往做大、做专的方向走，当时公司和我的客观条件却不允许；做国际外汇市场的市场营销业务的话，国际上主要的金融市场和中国有时差，对女性不太合适，而且当时中国的外汇市场没有放开。所以我的职业发展需要做出新的选择。

当时朋友们建议我能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证券处，该处负责股票上市审批；另一个就是当时的市体改办。体改办要人的条件有两个：毕业两年以上，最好有经济类硕士学位。正好我都符合。

当时体改办市场体制处郭维平处长觉得我专业匹配，同时符合体改办要人的条件，于是问我来不来。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有必要去一个大的机构做事。

而政府就是最大的单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做“改革”，属于企业范畴，一定有收获。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想法。

2002年，李淑妍（左五）和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起草课题组赴美考察。

贰

深圳才是我要来的地方

参与筹备深圳市产权交易所相关工作

我到体改办时，刚好碰到深圳向境内外公开出售4家国有企业，引起轰动。我上班第一天就陪同当时的仪征化纤董事长到被出售企业察看现场。

这4家国有企业，其实就是八卦岭装饰大厦四层楼里的4家企业。为了促进资本要素流动，体改办当时做的事情是，推动经营好的企业上市，鼓励资不抵债或者经营不善的企业退出，实行产权转让。

那时候在深圳注册企业的流程和现在不一样。在目前注册制的制度安排下，很容易就注册成功一个企业了。不过，那时候要经过层层审批，程序很复杂，所以当时国内外想来深圳买国企的人很多。但是出售或买入企业股权的程序也很复杂：首先要到体改办市场处审批，走完审批程序之后，再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企业产权不进场交易，就不能保证公开透明，合法合规。所以在中介组织发育不健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为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国有企业股权出售程序公开透明，深圳市组建了国内第一个企业产权交易所。我成为产权交易所筹备组的5个成员之一。

此后企业产权可以直接在交易所打造的鉴证平台上进行交易，手续完备之后，就可以到工商局登记，相对简化了程序。这在当时比政府对企业产权交易进行审批还是前进了一步。

投资银行业务从深圳走向全国

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立之后，市场体制处从事企业产权交易研究的同事只剩下两个人：我和我们的处长杨建和（现为市委副秘书长）。

当时我们在想，其他国家的产权交易是怎样进行的呢？于是我们开始研究国际惯例，到香港去考察。从香港考察回来之后，我们就写了《关于香港非上市公司收购兼并的考察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批示，于是时任体改办主任张思平就带我们研究具体实施方法。

随后我们去了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考察，与香港的各大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澳大利亚、新加坡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联系，研究他们的制度安排，同时还研究国外的公司法和证券法。

我们研究后认为，国外有两点值得我们借鉴：第一是法制健全，第二是中介机构发达。其中中介机构发达是指国外投资银行和律师、会计师，以及其他相关团队倾力配合，为企业长期融资和收购兼并提供专业服务。

于是我们开始推动和培育深圳的证券公司向“证券百货公司”转型：把深圳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知名企业等聚在一起培训，由香港知名的投行高管、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并购专家等当演讲嘉宾，培训结束后由当时的体改办向受训者颁发投资顾问资格证。

通过这一办法，我们希望推动以从事股票买卖中介服务为主的证券公司，变成能为企业长期融资提供服务，既能帮企业上市，又可以从事并购顾问服务的机构。

这项研究从199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97年。最后开花结果就是1997年重庆与深圳携手举办的“重庆—深圳资产重组洽谈会”。

当时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发出邀请，时任深圳市副市长郭荣俊带队去重庆，把深圳的证券公司负责人都带了过去，重庆把有上市意向的企业召集到一起，与深圳的证券公司对接，后者为前者提供上市、并购服务。

我在此次“重庆—深圳资产重组洽谈会”中的主要任务是为郭荣俊副市长的重庆之行打前站。作为深圳市体改办的副处长，我仅带一名女助手就与重庆市委市政府办公厅的领导进行对接，多少让对方感到深圳的与众不同。

此次重庆之行非常成功，从此深圳的证券公司开始跨区域提供顾问服务，并专注发展投行业务。这在全国是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凡是早期以深圳为总部的证券公司，都设立了投行部门，而不是以深圳为总部的地方证券公司，一般晚于深圳好些年才具备股票发行辅导和并购服务相关资格。

后来中国证监会开始重视这一项业务，市体改办在这方面的探索和推动工作逐步淡出。

叁

从项目构思到动工兴建，从预算制订到资金支付，从工程验收到修缮管理，政府的角色和功能无不体现在每个环节之中

建筑工务署在深圳成立

深圳市体改办每年都会制订年度改革计划，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1996年深圳市商贸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出台后，市体改办市场体制处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起草《深圳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和《深圳市投融资体制改革工作方案》两个送审稿。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让社会资本进入更多领域，即除了涉及国家和地区安全的项目之外，其他领域一律开放，培育多元投资主体，鼓励公平竞争。当时一个比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就是借鉴香港经验，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并组建了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经国务院港澳办批准，我们去了香港考察。我们考察了香港水务、机电工程管理等政府部门，重点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投资管理体制。香港各部门和机构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材料，回到深圳后，我对大量资料进行了消化和整理，专门写了《香港特区政府工程项目管理制度研究报告》。

我们发现，香港特区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有一套规范的审批和运作办法，其中以工务工程最具代表性。这类工程一般由财政司做计划，立法局批准计划，各主管局（主要是工务局）执行计划，库务局支付资金。

从项目构思到动工兴建，从预算制订到资金支付，从工程验收到修缮管理，政府的角色和功能无不体现在每个环节之中。

就建设而言，香港特区政府的建设管理职能高度集中，所有的政府工程（除公共房屋外），都由工务局负责组织实施，其他单位不再下设基建管理部门。

我通过撰写《香港特区政府工程项目管理制度研究报告》，吃透了香港的相关做法，于是在随后《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起草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001至2002年，深圳市成立了建筑工务局（后更名建筑工务署）。除水务和交通工程设计以外的政府投资项目正转由建筑工务局（署）运作，并陆续引进了预选承包商制度等相关做法，直到今天。

肆

我和外交部驻旧金山总领馆一位业务骨干一起，将共计2400页的美国加州公共事业法典全部翻译成中文，仅目录就50页

特许经营制度得以确立

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的是政府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同时把不应该揽着的事情放开给市场。但具体到自然垄断领域却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

时任市长于幼军上任后，有一个大动作——就是把水、燃气、公交等四家企业的部分股权向境内外投资者开放，简称“大型企业国际招标”。

由于当时的深圳并没有关于特许经营的法规，包括但不限于特许经营权怎么获得、违规了如何处罚以及提价办法等等都没有具体办法。为配合国际招标相关工作，深圳市体改办牵头联合众多部门“临危受命”，三个月内要制定一个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办法。

时任市体改办副主任陈洪博带队，联合课题组去了香港、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州取经。回深后我和外交部驻旧金山总领馆的一位业务骨干一起，将共计2400页的美国加州公共事业法典全部翻译成中文，仅仅目录就有50页。

此后，结合深圳实际，课题组召开了三个专题研讨会，对特许经营权准入条件和办法、不同类型公用事业价格形成机制，以及评价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们的心血很快开花结果：《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出台后，被境外媒体称为中国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深圳因此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记得2003年我的国庆节假期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因为我要起草申报该奖项的所有呈报材料。

现在深圳已经成为全国特许经营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

伍

从美国回来，我专门为《信息快报》写了一个《大力培育天使资本市场 努力促进深圳中小企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内参

赴美学习研究天使投资

我最早接触风险投资是因为研究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后来市科技局牵头开展风险投资体系研究，各部门都派人参加。但是体改办原定参与的人出差了，我被派去代开这个会议。

会上我把对企业产权交易研究的心得进行了分享。发言完毕后，会议主持人刘应力（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建议市科技局把我吸收进“科技风险投资体系研究”课题组，并让我和相关人员主笔起草《深圳市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组建方案》。

1999年我去美国学习时，因为有研究风险投资体系课题的经历，省委组织部有关领导曾建议我专门研究美国创业板，回来后做创业板的筹备工作，但是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之后，我最终选择了研究天使投资。

1999年到2000年，我在美国学习一年后回到深圳，借鉴美国天使资本市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我专门为《信息快报》写了一个《大力培育天使资本市场 努力促进深圳中小企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内参。

时任市委书记黄丽满对此非常重视，批示市政府办公厅和相关部门开展研究和试点。期间由于体改办于2004年被撤销等原因，这项工作停顿了一两年。后来在黄丽满书记的再次推动下，市科技局出台了一个天使投资认定办法，沿用至今。

做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

我一直觉得学历史的人是有家国情怀的。这么多年我也面临很多诱惑，期间有很多机会离开市体改办，但是我还是坚持到在2004年的市政府机构改革中体改办被撤销时，才离开这个阵地。

这么多年，我参与过深圳很多经济体制改革项目的研究和推进工作，许多改革报告和方案经市政府研究批准后，交给各局实施，或由市体改办负责试点。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体改办其实就是政府的智囊和顾问。

体改办的角色要求我们作为工作人员要有价值发现能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透过现象看本质，站在未来看现在。这么多年我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清对方的思路、主张或做法，并从中发现和找出优化办法。

同时做改革工作是令人心情愉悦的，因为它并不为特定对象服务，有利于培养全局观念。

体改办是一个锻炼人的好地方。后来无论是在市国资委从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管工作还是作为深投控副总分管投资业务，或者现在深圳人才中心工作，我对许多政策和制度安排都不陌生，因为曾经在源头参与过顶层设计。

李淑妍

1965年生于广东佛山，1988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外贸工作。后任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处长、处长，深圳市国资委社会事业处处长，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现任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深圳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作为深圳市首位首席职业指导师，日前推动成立了中国首个首席职业指导师协会。

口述时间

2015年10月15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人才大市场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闫坤

实习生 庄楠楠 林康愉 李琳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期历史图片

由受访者提供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深圳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地方，但每个人的发展与转型往往考验其价值发现的能力。在深圳的这27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价值发现能力决定创造力，创造力决定爆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