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是主动要求来深圳的。转业后战友们大都回去了，我没有离开。那时候，只要走出去说你是深圳来的，别人都会刮目相看。在深圳生活的33年间，我与深圳交响乐团结下不解之缘，其间3次分分合合。

一路看着我们乐团的演出数量和质量飞跃提升，从过去一个地方乐团跻身成为国内优秀乐团之一，并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总归是有一份成就感。

陈川松

深圳是一个很有活力、适合年轻人实现理想的地方，生活水平也比内地要高，这些条件对我们大学生而言都太有诱惑力。我是一个“非专业”的团长，也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交响乐，但我相信我有能力将乐团带好，因此我愿意去尝试。

壹

我的战友们都在想办法回到家乡，而我还是想留在深圳干出一番事业。我拿着大学教授为我写的推荐信，去到了深圳博物馆

坚持来深干一番事业

1979年，我穿着军装考进贵州大学的历史专业。在那之前，我在部队里负责文书工作。起初，我都不敢有考大学的想法，因为我的基础太差，但就是想拼尽全力试一试。突击复习3个月之后，我还是考上了。

毕业时，我面临着很多选择，一方面可以留在军区，另一方面贵州省委组织部还想留下我。但我要求分回部队，因为我们部队基建工程兵已经移防到深圳。那时候，深圳正处于改革开放前沿，我和我的同学都觉得这是一座大有可为、前途光明的城市。

为了来深圳，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其他选项。但之后发生了两件事，让我差点打道回府。

其中一件事情是遇到人生中第一场台风。当时，我们整个部队都住在竹子林的一个工棚里，棚里放着七八台单位的电视机。听说晚上有台风的时候，我还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说：“风能有多大啊。”没想到，午夜时，狂风暴雨把墙和屋顶都掀开了。那时我是宣传干事，只想着要先保护电视机，因为那是国家的财产。我将雨衣全盖在电视机上，就这样在风雨里站了一宿。从那时起，只要再遇上台风天气，我都会提高警惕。

当时还面临着和夫人两地分居的难题。如果她没有办法调来深圳，我就只能回贵州。但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了，她也一直在找寻调来深圳工作的机会。在一次来深圳探亲时，她通过了文化局的招聘，和我一起留了下来。

后来，我所在部队的基建工程兵要撤编，军官即将集体转业，我的战友们都在想办法回到家乡，而我还是想留在深圳干出一番事业。我拿着大学教授为我写的推荐信，去到了深圳博物馆。在那个年代，博物馆还是很缺人才，看到我是历史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又是党员、军人，他们马上就同意接收我。

就这样，我提前办了转业手续，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条路。

2004年，深圳交响乐团参加北京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

贰

我说，要我过去可以，但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法人代表，第二必须担任第一把手，第三要给我买二百万的人身保险

三次加入深圳交响乐团

我与深圳交响乐团首次结缘于1986年。那是在博物馆工作了三年后，市文化局的领导觉得我的工作能力不错，就说想调我到深圳交响乐团当工会主席。当时著名指挥家姚关荣刚从北京电影乐团调来乐团，他一直是我的偶像。想到可以和他共事，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深圳交响乐团成立于1982年。那是一个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年代，有些人忙着赚钱，缺乏艺术追求和信仰。当年很多团员虽然从小学习乐器，但他们并不是发自内心热爱音乐，参加乐团排练都很不情愿，觉得太累。

与此同时，在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特色的“大锅饭”体制下，成员们都有抱着“铁饭碗”的想法。这导致乐团纪律散漫，人心不齐，出现各种“歪风邪气”。

排练时，团长要挨个房间去敲门催促。乐团成员还会骂团长说，敲什么门啊。指挥已经到排练场，乐手却寥寥无几，陆陆续续地过了半个小时还不一定能凑齐，有时候甚至一半的人都没有。在外演出大型露天音乐会时，一首曲目没有演奏完，就有乐手把乐器装包，匆匆离场，到外面做兼职挣外快去了。

工作之外，他们还养成了有空就酗酒生事的坏习惯，例如晚上喝啤酒，两个人喝完1箱24支啤酒后，就把玻璃啤酒瓶子往楼下扔，噼里啪啦地响。团内部还各自搞小圈子，相互之间发生冲突，甚至会拿着菜刀追团长。

我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也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和我文明对话，我就以礼相待。遇到一些成员不讲道理、找茬，我就和他们硬碰硬，不会放纵他们。

当时有两个团员霸占了乐团的几间房私用，不但不交租金，连水电费也不交，没有人敢去奈何他们。我就去和他们理论，把房子收了回来，由于发生了身体的推搡，后来还被他们恶人先告状。但我当时想，如果这样能把乐团的“歪风邪气”纠正过来，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尽管我为乐团做了一些事情，但因为不是第一把手，我的很多想法都不能付诸实施，所以我还是离开了。后来我就调去了大剧院，也是负责行政管理的工作。

1993年，深圳交响乐团的新任团长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就找我去他住的地方谈话，动员我一定要回去给他当助手，就是副团长。我一直觉得乐团是一个可以展示我才华和能力的舞台，就答应了。1年后，我完成了我的使命，再次回到了大剧院。

到了1998年，成立16年的深圳交响乐团已经换了9任团长，但乐团状况仍没有太大起色。那年乐团赴德国参加文化交流，在演奏德沃夏克的作品时，居然大段大段地掉，连小孩子都能听得出少了什么。当时率团出访的文化局领导一看，觉得这样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这时候，他们找到了我。我说，要我过去可以，但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法人代表，第二必须担任第一把手，第三要给我买二百万的人身保险。第三条看起来像是玩笑，但当时确实有人打电话威胁我，让我不要去深交。我就是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情，走马上任深圳交响乐团的第10任团长。

2012年7月9日晚，在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最负盛名的艾哈迈德·阿德南·萨依昆文化中心演出后，陈川松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文化参赞及土耳其文化部官员上台祝贺。

叁

我定下管理规定，谁顶撞指挥，就停止工作，停止一切待遇。除此之外，排练迟到罚500块钱，走台迟到罚1000块钱，演出迟到罚2000块钱，排练时手机响了也要罚款

上任团长严明纪律

我和原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张国勇是一起上任的，实施团长和艺术总监“双领导”管理体制。我管行政与经营，他管专业上的事情。当时国内乐团新兴起“艺术总监负责制”，但市文化局在深圳交响乐团创新启用“双领导制”，也是为了让我们各司所长，创造出“1+1>2”的能量与效果。

上任不久后，乐团20多名成员说要来跟我和张国勇对话，试图通过对话探探我们的底线。当时我向他们提出，不准顶撞指挥。他们不服，理直气壮地问我为什么不可以，那他指挥错了怎么办。我说舞台就是战场，指挥站在这个台上，就是有无限权力，他指挥错了回来我罚他。但是作为乐手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指挥，即使“战死沙场”，我也觉得你们是“烈士”。

那天谈了很多类似的问题，聊了一个下午。通过这次对话，他们逐渐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开始尊重乐团领导。

我也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去和他们谈心，团结大多数人。当时我和他们说：“这是一项事业，既然选择了乐团就要无怨无悔。交响乐是集体性非常强的艺术，大家都要守规矩，才能圆满完成表演。”因为我是第三次去乐团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也了解我，也都认为以我强硬的作风才能力挽狂澜，让乐团重新燃起希望。大多数人都这样想，那小部分人也就不敢再捣乱。

后来我定下管理规定，谁顶撞指挥，就停止工作，停止一切待遇。除此之外，排练迟到罚500块钱，走台迟到罚1000块钱，演出迟到罚2000块钱，排练时手机响了也要罚款。

还有人和我说：“你这是违反劳动法的。”我说：“你迟到全团要等你，90人的半个小时，就是2700分钟，这是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和金钱，所以我没有违反劳动法。”

在演出前后，大巴车等待时间不能超过规定时间3秒，乐团丢下过指挥、领队组长，甚至是我本人。有一次我带团去香港演出，迟到了1分钟，车就直接开走。当时可能乐手们都在想，终于整到团长了。但我觉得挺好，领导带头受罚，以后再去管理大家都会心服口服。除了被丢下，我也被罚过款。有次去排练场，我忘记把手机调静音，结果手机响了。我赶紧去交罚款，他们也知道我以身作则了。

全国任何单位都有制度，关键是执行力度和公平，对谁都要一视同仁，从那以后没有人敢迟到、违纪，乐团的纪律比以前好了很多。

引入外援勇当改革先锋

让深圳交响乐团实现飞跃的还有一件事——引进外援。这是我和张国勇一起商量的，因为外援们的技术和理念都比较好，又有较丰富的演奏经验，能够起领头作用。1999年，我们引进了俄罗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乐团的首席小提琴等7名外援。

这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有些团员和媒体说，外援月薪太高，1个人抵6个人的工资。更有人上纲上线到“民族情感”问题，认为外国人不应该比中国人的工资高。年终总结时，我就和他们算了一笔账。我说：“我请的普通外援月薪是600美金，当时折合成人民币差不多6000元。你们1个月工资4200元，还享有乐团提供的福利，而外援没有，他们的工资怎么可能是你们6倍呢？”这样一来，乐团成员也没有怨言了。

最高峰时，我们从俄罗斯、德国等国家引进了将近30个外援。现在乐团的两个艺术总监都是外援，分别是柏林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克里斯蒂安·爱华德和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乌罗斯·拉约维奇，他们让深圳交响乐团的演出更加“国际化”。不仅是技艺精湛，他们的工作态度还很职业，排练从不迟到。这些职业习惯和认真的态度影响着我们乐手。现在我们乐手做得更好，排练前半小时练琴，提前十分钟进场考勤。

2006年，乐团对在编乐手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人事改革。这也是为了响应深圳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试点城市”实施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我们制订了全员聘任方案，对所有乐手的业务能力实施“拉幕”考核，依据打分成绩决定是否能够上岗以及排定首席、副首席等位置。

当时乐团有30多人没有通过考核，他们中有不少人是被前些年的风气耽误的。我想，不能就这样放弃他们，要拉着他们一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那几天，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直在想安置他们的办法。

后来我想到可以将这些没有通过考核的乐手组成“二团”，给市民做普及交响乐的公益性演出，一年演出二三十场。这批乐手的工资一分钱不少，每完成一场演出，乐团再额外给他们一些补贴。考核合格的乐手组成“一团”负责商业演出，“二团”则面向基层，走社区、校区、厂区、军营等地，向群众普及高雅音乐。在这期间，“二团”中通过演出找回状态的人还能再参加考试考回“一团”。

这样的竞争考核，我们也不会频繁举行，但是要让乐手们知道，凡事不可能一劳永逸，团里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落下来的可能。其实，我当了17年团长，没有开除过一个团员，总是想带着大家共同富裕。

肆

“虽然我不会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绝对可以做到这四句话——‘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先乐团之忧而忧，后乐团之乐而乐’”

带领乐团走出深圳

人心齐了，纪律好了，乐团的业务水平也在一天一天地提高。我也开始想着怎么带领“脱胎换骨”的深圳交响乐团走出深圳，向具有国际水准的交响乐团看齐。别人都叫我“商团长”，就是因为我将乐团的市场运作做得很好，乐团的所有谈判都由我亲自出马。

2004年，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在北京举行。当时音乐界泰斗吴祖强先生听过我们乐团的演奏，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担当钢琴协奏的重任。但组委会成员提出了异议说，北京这么多乐团，为什么要请一个地方乐团。于是在谈费用的时候，一减再减，从原来的20万元减到15万元，最后签合同只给了我们7万元，摆明就是想用低价逼我们退出。

我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拿着合同在马路上足足站了半个多小时后，我给乐团艺术总监打电话说，我真想把合同撕了。这其实也是气话，我知道这次演出是一次让所有的国际指挥家、钢琴家认识深圳交响乐团的机会，对乐团而言意义重大。虽然7万块钱连路费的一半都不够，我们还是咬咬牙去了。

那场比赛让首都音乐界对我们乐团刮目相看。我永远记得时任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总监郎昆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被你们震撼了，当一个年轻的交响乐团发出这么成熟的声音，对我们北京所有的乐团都是一个挑战。”

从此以后，国内外再也没有人敢说深圳交响乐团不行，国家大剧院的开幕音乐会、中央电视台的活动都会邀请我们，有段时间我们经常在北京演出。

不止是北京，近年来我们乐团经常走出国门，走进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古典音乐发源地的最高艺术殿堂。2013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和平日举办以人类团结为主题的庆典，邀请我们前往法国巴黎演出原创交响乐《人文颂》。当时我们在法国当地征集了30位业余合唱队员，有黑人、白人、阿拉伯人，为《人文颂》的主题锦上添花，许多华人华侨感动得泪流满面，说从没见过我们中国的交响乐团有如此风采。

现在深圳交响乐团的纪律和演奏状态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团员都是含着笑容来参加排练和演出。至少音乐先把他们感动了，他们不再处于那个缺乏艺术追求的年代。

我们的演出上座率也排在国内乐团前列，成为了深圳的“文化名片”之一。深交人很骄傲的一点就是，我们是非常好的乐团，绝对不比任何城市的乐团差。

这样的成绩不仅是我们乐团全体成员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还离不开这十几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扶持。深圳交响乐团作为深圳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专业艺术团体，如今每年都会获得3000多万元的经费支持。这也是市委、市政府对深圳交响乐团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肯定。

有一次当着很多外国媒体的面，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对我说：“川松啊，人生干一件事，足矣，你能把深交带出今天的成绩，足矣。谢谢你对深交的贡献。”

在我的心里，深圳交响乐团就像是我的孩子，我是看着它一天天成长直到取得今天的成就。

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来乐团上任团长后的第一次上台演讲，非常短。我说：“我可以给你们保证，虽然我不会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绝对可以做到这四句话——‘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先乐团之忧而忧，后乐团之乐而乐’。”

台下掌声一片。

陈川松

1953年农历8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县。1972年入伍，在青藏高原当工程兵。1979年考入贵州大学历史系，1983年来深，转业后供职于深圳博物馆，从事文物发掘和收集工作。1986年起，先后担任深圳交响乐团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及工会主席，深圳大剧院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深圳戏院总经理职务。1998年至2015年9月担任深圳交响乐团团长、法人代表。

口述时间

2015年11月10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益田村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黎灵希 实习生 梁翠玉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吴浩敏

本期图片由深圳交响乐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