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医疗保险在全国范围内险种最全：分一档、二档、三档，还有补充保险、重特大疾病保险、工伤保险等；覆盖面最广；参保人数多达1100多万人；保障程度最高：一档接近90%，二档85%，三档为80%。

医保之所以能率先在深圳取得成功，与这座城市有分不开的关系：深圳是经济特区，引进人才时有较高要求，城市人员整体素质较高，且年轻人多，对新事物有一定的接受能力；深圳经济相对发达，人们更容易接受将部分收入作为医疗保险费用；再则，政府的财政实力也比较雄厚，对支持“统账结合”模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此外，当时，深圳引进的企业中，多数是港台企业，这些地区很早就知道社保、医保这套体系，更容易适应。

壹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面临经济转型，企业面临重组、职工下岗等问题，职工一旦下岗，养老与医疗就失去了保障

深圳率先开展医保探索

正式实施医疗保险以前，在我国，企业采用的是劳保医疗，党政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这两种模式存在弊端。既然可以报销，小病大治，药物一定挑好的、贵的、进口的，做检查要做高档的。那时，医院也强调创收与经济效益，做大型检查、开大处方，能获得高提成。这刺激了消费，但也必然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因此，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医疗设备、高新技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医疗费用也越来越高。企业与政府都觉得负担过重，也与我们的国情不相符。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面临经济转型，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面临重组、职工下岗等问题，职工一旦下岗，养老与医疗就失去了保障。既然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有相配套的社会保险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寻过程中，深圳是走在前列的，当时便提出要做社会保险的相关探索。社保分两块，一块是劳动局下面的养老保险；一块是卫生局下面的医疗保险管理局（以下简称“医保局”）。医保局的基本架子有了，制度仍不完善，需要不断招聘、引进专业人才，由时任卫生局党委书记林天池负责组建团队。

因我1986年曾作为访问学者被卫生部派往法国巴黎公立医院管理局研修，对医保有所了解，回国后发表过介绍巴黎医保的文章，故他们到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招聘人才时，提出希望我能来深圳工作。

但我心中颇为纠结：当时，我已年过半百，在武汉拥有相对安逸的生活，专业上是正高职称，且曾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工作过近3年，被授予“先进援外战士”，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来深圳，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其次，我的家人、朋友全在武汉，妻子刘景萍是同济医院的财务负责人，在卫生事业单位清产核资与成本核算中成绩突出，被卫生部和国务院树为典范，收到时任国务委员王丙乾署名的奖状，让她在全国各地巡回报告，所以调动一事，妻子和双方亲戚都强烈反对；此外，当时，我已连续7年担任同济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正在省委党校学习，学成后职级有可能再升一级。

为什么又想来呢？一是因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鼓舞人心，肯定了我对深圳发展的信心；二是性格所致，我喜欢挑战新事物，来深圳，面对全新事业，有挑战性，且这是阳光事业，很有发展前途；除此之外，我过往的工作经历与生活背景，也让我有信心及能力做好这份工作。我所在的同济大学是国内医学院重点院校，我曾工作过的同济医院在中南一带也是首屈一指的，我还在法国巴黎的大医院做过访问学者，了解国外大医院的运作模式。

因此，当这么一个机遇出现时，既然有这样的优势，我便觉得可以过来试试。

贰

水来了，我们就将纸箱往凳子上搬，还未搬完，水又涨到凳子一般高，我们就又将纸箱从凳子上搬到桌子上，水再涨，我们就再将纸箱搬到楼梯上

先斩后奏，转移妻子人事关系

正式来深圳工作前，我曾两次赴深。

第一次是1986年，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楼（原红会医院）竣工开业，我作为同济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代表团的一员应邀参加典礼，受到很高的礼遇，游览了当时深圳著名的风景区香蜜湖、沙头角等地；第二次是1990年，我作为卫生部检查团成员来深对卫生部直属的卫生检疫局进行工作检查。

两次来深，这座城市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这里路阔人稀、整齐清洁、车辆少、空气清新，气候又好，马路两边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都井然有序。因此，我很喜欢深圳。

但深圳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医院数量少，设备简陋，医护人员的水平也不行。人民医院是当时深圳最大的医院，但它只相当于县级医院的水平，稍微疑难一点的病症，患者都要到广州去看。

所以初到深圳，我无论生活或工作都颇为艰难。我是独自一人来深圳的，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的问题，来了深圳，就得在餐厅、食堂吃饭，这种吃法肯定比不上在武汉时天天在家吃饭；其次是住的问题，初到深圳，我曾睡过沙发、宾馆、临时周转房，还不敢告诉家人，害怕他们埋怨我，说你都50多岁了，过来深圳还这么折腾。

第二年，趁妻子在外地开会，我未经她同意，私自将她的人事关系转移到深圳。她心中一百个不愿意，甚至说气话：“你执意要去，我不去，算了，我们离婚吧。”

但她还是来了，医保局的领导亲自到医院为她联系工作，卫生检疫局的领导要她去做财务负责人，并马上为她安排住房，在和平路立交桥附近。我们住在二楼，刚把家搬来，将行李分装在40多个纸箱里放在一楼，就碰上深圳发洪水了。那年，深圳的基础设施尚未完善，排水不畅，一涨水就淹得厉害，水来了，我们就将纸箱往凳子上搬，还未搬完，水又涨到凳子一般高，我们就又将纸箱从凳子上搬到桌子上，水再涨，我们就再将纸箱搬到楼梯上。她力气比我大，搬得比我多，一边搬箱子，一边不住地埋怨我：“叫你来这个地方！”

那晚淹水，电路断了，既没有灯，又无处打电话，联系不上单位，确实把我俩折腾得要命。但我告诉她，既来之则安之，深圳还是有发展前景的。况且，我们的新事业具有挑战性，国家支持，政府也重视。两个孩子毕业后，安排到深圳也方便些——当年很多毕业生都想到深圳来，但进深圳远没有如今这么便利。

叁

“统账模式”是在比较国外模式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针对此前遇到的问题，一边摸索、一边实践、一边总结出来的全新模式

推行初期，困难重重

万事开头难。

当时，医保号称世界上最难搞的事情，从各国的经验来看都是如此，在中国，这一切更加困难。深圳率先做医保，前无经验可借鉴，后方政府又催着我们加快速度。

医保涉及几方面。首先是企业。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多香港、台湾的三来一补企业，员工都是农村来的小青年，身体好，对他们来说，医保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此，大多数企业最初并没有这笔预算。如今，要他们拿相当一部分钱做医保，企业便会抵制，向政府告状。我们便向有关部门解释，政府部门要求下去，企业就不得不参保了。但又出现了种种状况，常见的如少报职工人数及工资总额，以少交保费。但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最终受害的还是员工。

这种状况非常普遍，我们局里有个征收处，征收处挨家企业走访，向他们普及医保的意义，对他们分析，国家经济要转型，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有竞争，有竞争就有淘汰，被淘汰职工的医疗、养老等问题是国家必然优先考虑的问题，可见医保是大势所趋；其次，参保后的医疗费用由政府、企业与个人三方承担，个人看病时，还得自付一部分，实际上会减轻企业的负担；再者，企业觉得在深圳待不下去，去了其他国家，还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这样慢慢说服他们。

第二个利益方是医院。我们到全市各级各家医院去，将他们前3年的病历、处方的一定比例拿来进行逐个测算，取平均值作为偿付依据。为保证模式正常实施，我们一边实践一边摸索，制定出相关的管理办法。

但涉及具体执行时，医院这块仍最为艰难。医院如同社保基金的闸门，病人服用什么药物、做什么检查、征收多少费用，医院是关键点，开关开得大，医疗保险费用就流失得多，我们严守这一防线，医院便有所抵触。

抵触的理由是，医保局是外行，不懂业务，无资格和权力管理医院。医保局过去的回应是，既然签署了合同，双方就应按合同办事。我来了之后，医保局底气更足了，因为我从医几十年，是内行，懂业务。

推行初期，我曾带领团队到医院抽查，有的医院对我们不理不睬，我们几人僵持在医院，一位老医生看不过去，就跟我们说：“慢慢来吧。”我当时很恼火：“你们凭什么抵制我们？你们可以不签合同，但签了就照合同办事，你们以为我们都是外行么？”某院一位医务科负责人不愿接待我们，我就让他们科主任转告他：“他是外科医生，我也是外科医生。我保证，他能做的手术我都能做，我能做的手术他不一定能做，我们可以在你们医院比一比。”这次以后，他们的态度就慢慢转变。这是一个小插曲，可见当时推广医保何等艰难。

当然，签了合同，许多医院仍千方百计钻空子增加收益。比如，患者感冒，本只需几十块钱的药物，院方却开出几百元的药物；常让病人做本不需要的大型检查，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多付费，医生就能获得提成，医院增加收入。住院也是，院方告诉病人：“你住了三五天，差不多可以回去了。”病人说：“我还没好。”院方就让他过两天再来，原本一次的住院被分成了数次，每多1人次住院，我们就得多给1份费用。

为了更好地推行医保，我们常利用医院开职工大会的机会，去医院宣讲医保的好处。反复告诉他们，医院要转变观念，支持和适应医疗保险制度。除此之外，我们还定期去医院抽查。查看他们的处方、病历，将不合规定的部分登记下来，进行相应处罚，将这些行为一一纠正过来。

四面楚歌，逐步完善医保制度

市民也是医保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为了让市民了解医保，我们几十号人上街，在街头设点，拉上横幅，碰到人就问：“你了不了解医疗保险？”多数市民对医疗保险都是一知半解的，我们便耐心告诉他们。

当面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态度很敷衍，涉及实际利益时，便容易将这些知识忘掉。那时，经常出现家人、同事互相借证的情况，职工证上明明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住院的却是位60多岁、需要大量医疗费用的癌症病人。遇上借证与冒名顶替的，我们当场便抓，抓到以后扣留医保证，让持证人去我们那里说明原因、承认错误，才将证件归还给他。

我们形容自己工作之艰辛，简直四面楚歌：企业抵制、病人不接受，医院不配合、卫生局也不支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医保的认识逐渐深入，我们也不断改进和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期间经历了由社会统筹和互助共济相结合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两个阶段，大家最终确立的“统账模式”是在比较国外模式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针对此前遇到的问题，一边摸索、一边实践、一边总结出来的全新模式。

至此，参保人到医院门诊就医，包括急诊和急诊留观所产生的费用，不再在共济基金中开支，而是从个人账户中支付，个人账户上的钱不用或结余，永远属于个人；个人账户用完后则需高比例自付，旧模式存在的“无病开药，小病大治，一人参保，大家共享”的现象得到遏制。

此外，根据群众需求，为方便群众就医，我们逐步放开限制，将符合条件的民营医院纳入医保范畴之内；在社会医保的基础上，增加了医疗补充保险、重特大疾病商业保险等；在管理方式上，变微观为宏观，将医生的医疗行为交由医院自行设立的相关部门管理，社会保险机构主要从宏观上控制费用不超支、增长合理，以及医保对参保人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能保证医疗质量上。

肆

1996年，国务院扩大试点，深圳的医保模式得到肯定，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对象

推行初期，困难重重

深圳模式得到国务院肯定

1994年，国务院要求搞医保试点。被选做试点的“两江”——江苏省的镇江市和江西省的九江市参考了我们的一些办法，最终确立的模式大方面基本与我们一致或相近，小细节上略有区别。1996年，国务院扩大试点，深圳的医保模式得到肯定，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对象。在医保试行的前几年，国内各省市都前来参观、学习、调查。法国的相关机构也到我们这里来考察。

此外，我们也不断“走出去”，包括香港在内的很多地方请我们去交流经验；世界银行贷款请我们到湖北、河南、江苏普及医疗保险知识；国家劳动部组织的医疗保险会议也请我们去分享经验。这些不断总结、完善的成果还被发表为几十篇论文，编纂成多本书。

但国情不同，模式也会发生变化。目前我国人口太多，底子太薄，我想，统账模式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个人认为，深圳在医疗方面还有几个地方可以改进：首先，数量要与质量相结合，科教研相结合，引进要与培养相结合，医养必须相结合，还要做到防治结合。其次，深圳要办医学院，现在虽然有了医学院，但基本还在起步阶段；再者，分级医疗一定要做好，我们提倡“小病进社康，大病上医院”，但大家还是一生病就往大医院跑，说明小医院在质量上没有保证。过去我曾有个构想，要成立医院集团，将大医院、小医院囊括其中，上级医院可到下级医院看病，互相交流，解决上述问题。

还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我们一定要从观念上引导公立医院提高它的公益性，制定与公益性相配套的规章制度。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不过，我对深圳的医疗发展有信心，其前途必然可观。

从1992年赴深至今，深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医疗环境不断改善。但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医疗水平仍然不高。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开始采取行动了：引进人才、与香港合作，与世界上许多知名学校与医院合作。前途可观。

陈翔

1941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曾任同济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湖北省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医药数学会卫生管理委员会常务理事、中科院特约研究员等职。1975年至1977年间，参加中国医疗队赴阿尔及利亚工作，被大使馆授予“先进援外战士”称号。1992年来深圳，任深圳市医疗保险管理局（现归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处长、政策法规处处长，在全国率先参与探索、制定、实施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模式。主编和参编并正式出版《高等学校办公室工作》、《实用医院管理学》、《医疗保险学概论》、《中国医疗保险大全》等书。

口述时间

2015年11月20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天健世纪花园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施展萍

实习生 杜婷 梁翠玉 黄丽云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吴浩敏

本期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