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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9徐粼:带着院前急救队伍“冲锋陷阵”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5-12-09

我是一名急救医生。相比于其他科的医生,急救医生总是奔跑在争分夺秒的最前线,要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挽回更多生命,工作强度和压力都比较大,但也因此带来很多成就感。

有人曾问我,是否因为太辛苦而想过放弃。事实上,在急救中心的这些日子,我连想这些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手头上总有处理不完的事情。

来深圳30多年,我参与筹备了深圳市急救中心,一直坚守在公共事件医疗急救工作的一线抢救病人。虽然很辛苦,但我实现了想要的价值。

事实上,这份工作就算是害怕也要做,历史的使命这一刻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须要承担,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当时我在黑板上给他们写了这样一句口号——“把生的希望留给市民,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晚上我们睡觉,外面哗哗地下雨,淋湿了我们的被子,屋子里到处都是泥水。我们的脸上也全被雨水打湿

热血青年闯深圳

来深圳之前,我是一名军医。当时我们在部队可以自由选择退伍、转业、回老家或者是来深圳参与建设。我那时候是个当兵才3年的热血青年,想到这么年轻就回家有些不甘心,于是决定到深圳闯一番事业。

原先我在安徽省马鞍山00083部队,这个团要回到我的老家上海宝钢建设,不来深圳。为了来深圳,我申请调到了唐山的工程兵00024部队。1983年7月,在帮助部队处理完所有的物资和后勤装备后,我和另外两个战友从唐山来到深圳。

当时,我们部队在竹子林驻扎,就地取材用了竹子做房屋支架,竹叶用来盖屋顶和旁边的围栏。我记得有一次刮起了12级台风,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屋顶掀掉,旁边的竹棚也掀掉了。晚上我们睡觉,外面哗哗地下雨,淋湿了我们的被子,屋子里到处都是泥水。我们的脸上也全被雨水打湿,但没有办法,只能继续睡,因为不睡觉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条件很艰苦。

那时候竹子林一栋楼房都没有,医院也还在建设中,只有一个卫生队。最开始只有10多个医生,主要是内科、外科、妇产科等重点科室。当时医院的房子被台风吹掉后,重新盖了板房。

1983年9月,我们这批工程兵集体转业,部队成立了基本建设工程兵职工医院(现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始兴建门诊大楼和住院大楼。

4年后,大楼建设完工,我们搬到了新大楼办公。当时我是心血管内科的医生,要在病房、门诊、急诊这三个科室轮值。虽然不是急诊科医生,但在重大灾难事件发生时,我们也要为急救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1993年8月5日,深圳清水河发生大爆炸。当时武警把从清水河到我们医院的道路全部封锁,只允许救护车通过,将病人直接拉到我们医院。因为清水河离我们医院比较近,所以主要的急救工作是在我们这边。

因为送来的病人多是外伤,而我是内科医生,所以只能协助抬病人,做些简单的伤口处理。

那一整天都很忙碌,救护车不断地响,病人一拨接一拨地送来。第一次爆炸结束了,第二次爆炸又送了一批人过来。

那天医院里有空的医生都过来帮忙,病人在急诊科处理完后分散到骨科、普通外科等各个科室,外科都住满了,我们也忙到了晚上12点。

2008年,徐粼(右一)在北川支援汶川地震时,为安县花峐小学学生做心理辅导。

有两个病人躺在地上,一个在呼救,一个没有声音,我们会先救那个没有发出声音的,因为前者至少肯定是有心跳和呼吸的,但是后者有没有心跳都需要确定

参与筹建市急救中心

清水河大爆炸后,深圳市政府认为: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应该有一支专业的急救队伍。1994年,市政府正式批文要成立深圳市急救中心,我和当时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石平、副主任庄辉坤一同负责筹备工作。

当时市卫生局找我们去开会,让我们尽快把楼房盖起来,让急救中心早日投入运作。而我们只有3个人,编制不够,连办公室都没有,只能和深圳市红十字会医院借了5间办公室,招了2个打字员、1个司机,买了一台车和传真机、电脑、复印机等设备。后来我们就去和市里要了200个编制,还要到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北边的一块地用来建办公楼。有了这块地加上编制,我们开始着手设计、建设和招聘医务人员。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在设计上也提出了一些具有远见的举措——主张在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新住院大楼楼顶修建停机坪,让飞机可以直接降落在住院大楼楼顶,下来就是急救室,再往下面走一层就是手术室。

我们考虑到之前清水河大爆炸时,武警还要封锁道路,造成诸多不便,就想建个专门的空中走廊。无论是发生爆炸或者车祸造成堵塞,直接用直升机把病人拉到医院抢救。我们将这样的救援方式称为“立体救援”,即无论是在海上、陆地以及空中,我们都能尽快地实施急救。

1997年,深圳市急救中心建成启用。我从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进修回来后,市卫生局领导让我去急救中心的院前急救科担任科长。院前急救科主要负责病人的院前急救工作,就是市民们看到的救护车上的医生、护士和司机。从那时起,我正式成为一名急救医生。

在实战中积累经验

那时候市急救中心有3个直属的、在编的急救站,分别驻扎在深圳市急救中心大楼、罗湖区布心、深圳市眼科医院。后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成立,我们在那里也设了一个急救站。

院前急救站是必须要设立的,为了方便我们参与重大灾害事故的医疗救援。急救中心成立后,我们遇到的第一次重大灾害事故急救是2002年梅林关山体滑坡。那次事故造成了15人死亡,1人失踪,十余人受伤。

当时我们派去的第一辆车司机韩秀国回来后向我报告说,梅林关山体滑坡造成多人死亡。我马上向“120”调度科的工作人员汇报,希望多派几辆救护车。然后我就跟着第二组急救车过去了。因为山体滑坡压倒了竹棚,很多人受了外伤。那一天,急救车、消防车、警车等都聚集在梅林关的半山腰。当时归我们急救中心调度的急救车就有十几辆,除此之外还有武警医院、北大医院等医院的急救车。

那天我一直在现场,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规定——到达现场第一台车的医生就是现场总指挥。但第一辆车医护人员回来向我汇报现场情况了。所以我跟着第二组车过去后,就担负起总指挥的工作,等到卫生局领导来了以后再把指挥权交给他。我要安排好每一台车每组医护人员的工作以及将病人送到哪个医院,不能把所有病人都往一个医院送,要将病人分流。这也是成立急救中心的一个原因,不将救治病人的压力全部集中在一个医院。我们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10点,连轴转了接近24小时。

因为重大灾害事故现场总指挥、总调度一般都是我们的医生,“120”调度科会优先派我们去,所以在这次事故之前,我们平时也会模拟灾难事故现场进行急救演练。急救中心有培训科,会对医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最开始我们在如何救治、分流病人等方面也做得不是很好。有时一辆救护车开过来,有一些外伤的能跑的病人就抢先上了救护车,躺在地上昏迷的病人上不了车。后来随着实战次数的增加,我们也有了经验。比如说有两个病人躺在地上,一个在呼救,一个没有声音,我们会先救那个没有发出声音的,因为前者至少肯定是有心跳和呼吸的,但是后者有没有心跳都需要确定。

这些都是我们积累下来的经验,也为后来急救中心在非典、汶川地震中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当时我提出一个倡议,我说:“我们一起写个火线入党申请书交给组织,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转运非典病人的事业,大家愿不愿意?”

“非典”时身先士卒转运病人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暴发,市急救中心承担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转运病人。无论病人是在口岸、机场、火车站或医院,一旦出现发烧等症状,就要隔离观察。由急救中心派车去接,送到专门的监测站,抽血化验后留下观察。

观察期间的病人要送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给他们比较好的居住环境,隔离起来。等化验结果出来,没有问题就可以回家了,如果有问题就要送到医院去。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关于病人的转运都是由我们院前急救科分出一支队伍来完成。我们负责转运工作,防疫站来确诊是否非典病例,第三人民医院负责收治确诊病人。

那时刚刚过完春节,大家都不太了解非典,只听说这个病非常凶险、死亡率高。当时省卫生厅传达给我们的文件中还没有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是叫“中山肺炎”。

关于这个病是由什么引起的,学术界争论了近两个月。后来确定这个病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在这期间我们的防治工作是不能停的,我们的心里也清楚,如果是病毒引起的,就意味着它的危害和传染性都更强。

当时我们将它定为乙类传染病,实际上是按甲类传染病防御级别来对待。医务人员出去接送病人前要穿防护服,回来以后要完成浸泡、紫外线消毒等全套消毒过程。

到了4月底,情况比较严峻。全国范围内病人的发病数量和死亡人数在增加,医务人员的感染、死亡数量也在增加,人心惶惶,大家心理压力很大。听说北京很多护士都打辞职报告了,我们科也有医生护士想辞职,最多的时候连续走了三四个人,大家都不愿意去接送病人。

5月1日国际劳动节时,我们没有放假。当时我提出一个倡议,我说:“我们一起写个火线入党申请书交给组织,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转运非典病人的事业,大家愿不愿意?”我想,只能靠提高政治觉悟的方式来提高工作积极性了。因为入党后就是共产党员了,大家也会对自己提高要求。包括我们科同事在内,整个深圳卫生系统有45人响应了我的号召。当天我们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5月17日深圳市卫生局召开党委会议,统一批准我们为预备党员,第二年转正。这为抗击非典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

当然还有其他的鼓励机制,我会经常告诉他们做好防御和消毒就没关系,不要恐惧。第一个非典疑似病人也是我去带头运送的,当时大家都不敢去。我就只能安慰他们说,“我去接病人,搀扶病人上救护车,你们不要怕,坐在车上负责开车就可以了。”我自己倒不害怕,我觉得我的防护、消毒都做得到位,不会传染。

到了6月底,天气转暖,全国非典病人发病的总数逐渐减少。我们共转运了157例已确诊和疑似病人,其中53人为确诊病人。深圳作为口岸城市,人流进出量那么大,但因为我们的消毒隔离做得非常到位。是全国唯一一个医务人员0感染,病人0死亡的一线城市。

没东西吃怎么办?我就将鱼捞上来,多放点孜然、辣椒来烧烤。我要了一瓶啤酒,带头吃了半条

支援汶川地震救灾抢险

我们不仅在市里的重大灾难事件中担负现场指挥、病人转运工作,在汶川地震这类备受全国人民关注的自然灾害事件发生时,也会冲在一线,支援抗震救灾工作。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从电视上看到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当时我就有预感,立即通知科里同事做好前去支援的心理准备。第三天早上10点,省卫生厅就发来通知,让我们派8台车,18个人去汶川支援。不到两个小时,我们的队伍就集结完毕,救护车和所有物品都准备好了。

我是5月30日跟着急救中心第二批,也是广东省第六批队伍去的。省卫生厅就任命我为那一批的广东省抗震救灾医疗救护队队长兼深圳分队的领队。我们去的是离北川最近的一个县。

当时已经过去了将近20天,5级以上的余震仍然每天都有,山体滑坡也有。唐家山堰塞湖因为两边山体滑坡后把河流截断了,水涨得很高,几乎要把两边堤坝冲垮,淹掉整个绵阳市。

我们主要负责唐家山堰塞湖的抗洪救灾工作。因为我是广东省省队的队长,要管理4个队,有中山、佛山、深圳、珠海的队伍。我就抽调深圳队和佛山队,放在堰塞湖抗洪,另外两队还是处理抗震救灾的收尾工作。

我们抗洪的队伍要将离江面很近、低洼地区行动不便的老人、小孩、病人等转运到安全地方。因为唐家山堰塞湖随时有垮塌可能性,所以我要挨家挨户搜看有没有人没搬走,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2点,先将低洼地区的所有病人用担架抬出来,再用车运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安置。

那时病人太多,带过去的外科设备和药都不够用,连救护车的油都不够。每天用油都限制在50公升内,实在没有油了只能去外面买。不仅是这些物资,我们吃的食物都不够。因为存放时间太久加上天气不好,我们带过去的八宝粥都发霉了。鸡鸭鹅都被吃光了,我们只能从河里抓鱼,但河里之前还泡过尸体,最开始没有人敢吃。

没东西吃怎么办?我就将鱼捞上来,多放点孜然、辣椒来烧烤。我要了一瓶啤酒,带头吃了半条。他们看到好像还挺好吃,都抢着上来吃。我觉得有句话很有道理,你要想办成一件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会办成。

从5月30日到6月19日,其中19天,我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任务,走的时候绵阳市政府和市民夹道欢送,还给我们这支队伍送来锦旗。

我是为了病人而生,我是为了战胜疾病而生,我不是为了自己而生,我也不是为了发财才来的急救中心,我是来为市民做贡献的

为救死扶伤而冲锋陷阵

其实,急救中心最开始起名叫医疗急救中心。后来我们认为医疗仅仅只限于治疗病人,它扩大到公共卫生等其他的保健和灾难事件。

所以在2008年时,我们和全国急救中心同仁们达成共识,将“医疗”两字去掉。急救中心不仅限于医疗的范畴,包括反恐等突发公共事件,我们都要到场。

市急救中心成立18年来,参与了许多公共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工作和社会性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工作。工作很忙碌,也很辛苦。过去10多年,我常觉得忙不过来。几乎每个春节都是在急诊室度过,回家也没用,有事还是要来到医院。过年人手紧缺时,我要一个人顶上医生、护士和司机的所有工作。

尽管很少有时间能陪伴家人,但我的妻子一直很理解我。在我们谈恋爱时,她就和我说,她选择了我就会与我并肩作战,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会一辈子支持我。

急救医生是一份需要精神支柱的工作,要时刻告诉自己,我是为了病人而生,我是为了战胜疾病而生,我不是为了自己而生,我也不是为了发财才来的急救中心,我是来为市民做贡献的。我也经常和我们的医生说,如果是为了发财可以现在就辞职,但是你愿意留下来为深圳市急救事业奉献青春,我非常欢迎。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是觉得它崇高神圣,可以救死扶伤。没想到后来成为了一名急救医生,还要冲锋陷阵,站在突发事件的前线。这也是我作为医生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快乐。

徐粼

1959年2月6日出生于上海市普陀区。1983年来深,当年9月15日转业后供职于深圳市基本建设工程兵职工医院(现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1994年,参与深圳市急救中心筹备工作。1997年至2012年担任深圳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科科长。2012年10月担任深圳市急救中心转运科科长至今。曾因在抗击“非典”中工作杰出,2003年6月被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授予“三等功”,获广东省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奖章、深圳市抗击非典勋章。

口述时间

2015年11月28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北二街新新花园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黎灵希 实习生 杜婷 梁翠玉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期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蔡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