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是深圳的一张靓丽名片——在本土自主的技术成果和知识产权中，军工产品已经闯出了一条创新之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成为本土高科技发展的新引擎。但由于涉密以及军工人的低调，深圳军工产业目前并未引起公众太多关注。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尚未富裕之时，我们军工人服从于国家建设，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在汽车电子生产领域成为全国的排头兵；在国家经济走上快车道后，我们抓住了机会，将军品与民品的生产结合成一体。我也有幸参与推动了深圳军民融合从无到有、乃至今天积累了一份丰厚航空家底的拓荒全程。

壹

临近中午时分，我提议说:“中午能不能留下来吃顿饭？”带队的领导摆摆手说：“吃南航的饭，夹块肉筷子都是散的……”说得我眼泪差一点就掉下来了

临危受命让南航起死回生

深圳的军工人来自全国。上世纪80年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伊始，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指挥棒下，按照中央“杀出一条血路”的思路，国家十大军工企业率先来到深圳，自力更生，从来料加工起步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当时深圳南航工业集团的前身——南航电子厂，用5万块起家，通过以“军技民用”的思路开发电子产品，成为“三线”航空工业在深圳创办的窗口企业中的标杆。

但好景不长。由于经营决策的失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航已从高峰跌到了谷底，沉重的负债让企业濒临倒闭，有人断言说“南航已经是任何灵丹妙药都不能够起死回生的晚期癌症病人”。

为了挽救这位“病人”，1988年，组织上决定选派人到深圳。那一年，我三十来岁，在航空工业012基地担任过团委副书记和外贸公司副总经理兼书记，算年少得志，在航空系统内有一点名气，因此我成为被考察的候选人之一，最后组织相中了我。

来到深圳后，工资一下子从在内地的两三百块降到一百块不说，整个企业偌大的烂摊子摆在面前——欠银行的数千万贷款和业主的数十万租金，仓库积压着数千万可又不值钱的过期存货，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了……因此有人还劝我说：“南航都快倒闭了，你这么年轻还是换个地方吧。”

我是组织培养成材的，加上我个人的责任感，难关面前当然不能退缩。现在来看，当年我铁了心留下来，和所有南航人一起艰苦奋斗把企业再次做起来，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这个选择是对的。

实际上，最开始的那几年还是很难熬的。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企业穷得响叮当自然被人瞧不起。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安全检查组到南航来例行检查，我都不敢大声说一句话。临近中午时分，我提议说:“中午能不能留下来吃顿饭？”带队的领导摆摆手说：“吃南航的饭，夹块肉筷子都是散的……”说得我眼泪差一点就掉下来了。

企业必须赚钱，否则没有出路。在那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唯有自救，抓发展——为了借钱发工资，当时我跑遍了所有的兄弟单位，找到了所有的朋友想办法；为了延期贷款，数不清多少次跑银行磨破了嘴皮，终于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了改变旧有体制的束缚，南航在深圳的国有企业当中率先实现股份制改革。

为了拓展市场，我们秉承不怕吃亏的精神，主动降价，为飞利浦、富士康以及日本的企业代工。当时我跑市场、抓订单，通过发展加工业，一年的加工费到达一两千万，让企业能一边吃饭、一边还账。与此同时，我们还拓展了诸如变频器、汽车电子、电话机等新产业板块。

1992年6月8日，我出任深圳南航公司总经理，当年的7月份，账面上显示盈利了十几万块——我们终于扭亏为盈了，此后一路高歌猛进。至今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覆盖率接近90%，产品出口到世界上的38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行业的“小巨人”。

贰

有人劝阻，还有人表示怀疑，还有人泼冷水说：“你有什么资格来做军品？想做这个没门，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如果南航能搞出军品，我用手板心煎鸡蛋！”

为军品生产提前蓄势储能

南航走出困境之际，正是深圳经济特区高速发展之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齐头并进。然而，扎根深圳的十大军工企业均被作为经济特区的窗口从事着第三产业和进出口贸易，军工产业在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片空白。

我在1968年参军入伍，1974年和1978年分别被单位推荐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设计专业和计算机研究生专业学习，毕业后到位于汉中的航空工业012基地从事技术及管理工作，可以说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军工强国”的梦想。

不仅是我，历代的南航人也有这个夙愿，毕竟我们出身于“军工世家”，是军工集团——中国航空工业的直属正厅级单位。没有做军工而是做了民品，虽然赚了些钱，但在产品和维护国家利益上没有做出直接的贡献，每逢到北京去开会，面子上总是觉得过不去。

记得1998年，我在珠海参加国际航展时，看到了许多高精尖的产品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但是我们国家还落后别人一大截，令我特别受到触动，就在想深圳人如何能跟国家利益联系得更加紧密一点，体现我们的骨气。

当然，我们渴望在深圳发展国防高科技产业，并不仅仅由于南航与生俱来的军工基因。另外一方面，航空等国防工业作为国际公认的最具发展潜力、产业链最长、产业关联度最大的高技术产业，从计算机、通讯网络、航天航空、核工业到先进制造业等各个领域，无不和军事工业有联系，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拉动了各个行业的发展，对民用经济部门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而且我坚定地认为：深圳企业积极参与航空及军工电子产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项目，是一个大方向和新路子，如果发展得好，会连带推动一大批高技术和新产业集群的崛起。

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南航还是一个靠做汽车电子等民品快速增长的企业时，我心里就开始盘算航空及军工电子产业的布局，在高端产品领域实现两条腿走路——做民品创效益、做军品树形象。

为此，我曾多次到北京向国防科工委和中航工业集团表明南航“航空报国”的志向和“参军”的决心。这一要求在当时出人意表，因为国家布局军工产品具有高度的机密性，能做军品要有“四证”（国军标质量体系认证、国家保密体系认证、军工生产许可证和军队武器装备资质认证）。当时的深圳没有“四证”体系，也没有军代表体系来监控和协调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想做军品谈何容易？因此，有人劝阻，还有人表示怀疑，还有人泼冷水说：“你有什么资格来做军品？想做这个没门，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如果南航能搞出军品，我用手板心煎鸡蛋！”

不过我并不灰心。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思路我有了，技术基础也有，思想准备也做好了。我在等待时机的同时，密切地关注着前沿尖端军事产品的发展趋势，还时不时出去调研，心里对未来产品的预判和构思越来越清晰。可以说，从1992年到1998年间，我们都在蓄势储能，并且舍得投入成本来升级我们的产品生产设备。

叁

我说深圳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创新，问“哪些是别人做不了的，如果别人做不了的话我们来做”，因为我们不跟内地企业抢饭吃，我们做的是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

抓住机会跻身军工产业

1999年，美国战机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举世震惊、举国哀恸。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为了增强国防科技的实力，决定启动一项被命名为“杀手锏”国家级的高新工程——制造一种新型的武装直升飞机。

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在此前也提到，在“四证”和军代表体系方面，我们什么条件都没有，按理说也轮不到我们。因为型号的研制过程中要提出技术战术指标，短时间内是赶不出的，就算军工企业、就算具备“四证”也不敢贸然去领这个任务。

为了争取到参与“杀手锏”工程的机会，我当时带队到解放军部队拜访各位首长。我说深圳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创新，问“哪些是别人做不了的，如果别人做不了的话我们来做”，因为我们不跟内地企业抢饭吃，我们做的是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有时候甚至还谈到深夜一两点。

解放军的首长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打破陈规让我们参与“杀手锏”工程，承制飞机上具备收集数据功能和相当于飞行员“眼睛”的多个关键部件。由于相关的科研技术在国际上处于前沿、在国内也尚属空白，并且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劝我的人不少，包括中航工业集团的领导也说：“老段，这个不做没事，做不出来就有事了。”其实我当时是豁出去了，签下了“军令状”，是“硬骨头”也要啃下。

我们与解放军在2000年签订了型号的合同，开始“真枪实弹”地做产品。在“杀手锏”制造期间，我刚好在中央党校进修，当时我的房间成了指挥部，陆航指挥部的首长、解放军的首长和中航工业集团的领导经常在那里开现场会，虽然产品的制造在生产基地，整个型号、配套、协调和管理的总指挥则是在北京远程遥控完成的。

一般而言，做一架飞机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杀手锏”工程由全国不同的团队一起协作制造，单单是配件生产的单位就有上百家，南航负责的部件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其间起早贪黑、争分夺秒，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曲折和风雨，最后我们做出了一流的产品，提前交付到武装直升机指挥部，军委领导非常满意并且高度赞扬。

2003年4月29日，飞机在生产基地首飞成功，当时我们的眼泪禁不住掉下来，感觉像是自己千辛万苦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无比欣慰。南航在军品生产领域也一炮打响，正式在航空电子产业当中有了一席之地。现在国庆阅兵，看到几十架装有南航生产部件的飞机翱翔在天际，那种心情是十分自豪和兴奋的。

肆

通过军代表的推动和牵线搭桥，一大批企业像南航一样开始“参军”，让产品进入国家的重点型号，批量供应部队

深圳高规格促进军民融合

南航参与国家“杀手锏”项目而跨入军品生产领域，成为驻深十大军工集团在经济特区第一家承担国防工业重大专项任务的企业，也标志着深圳企业的“军民融合”发轫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

什么是“军民融合”呢？如果做军品的企业和做民品的企业泾渭分明，互不沟通，那军工产品生产的成本会很高，而没有“四证”等资质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做出的产品再好军队也不会采用。军民融合后，军用技术可以转为民用，民营企业也可以“参军”，一个产品生产出来后，用在老百姓身上就是民用，穿戴在解放军身上就是军用，对于企业而言市场更大了。

我认为，企业能不能做好军用民用，关键在于产品技术是否过硬，是否走在创新的前沿。因此，军民融合实际上植根在国民经济当中，这也是当今世界上包括英、美、德等发达国家的通用做法。

以南航的经验而言，把深圳的信息、电子、光机电一体化等产业优势与国家航空工业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通过整合两方面的优势，算是走出了一条新路，时任市政协副主席李连和率队来考察后，曾经评价道：“南航电子是‘寓军于民，军民互动’……对引导深圳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很有借鉴意义。”

深圳要做好军民融合，单靠南航一家是不足以成大气候的。因此，我在担任党代表和市政协委员期间，曾多次公开发言说深圳在发展军工产业方面具有很多优势——有新的思维方式,有很好的城市基础，无论是政策还是人才还是地理位置都比较优越，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又有经验，产业集群优势明显，配套齐全。因此不仅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也希望政府像前几年扶持通信电子产业一样扶持国防电子产业，呼吁成立深圳市军工办。

怎么建立军工办？受深圳市领导的委托，我曾陪同市领导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北京去走访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以及十大军工集团等单位，回来后，市里经过研究，在2006年，深圳正式成立了军工办，搭建起第一个军代表和军品生产企业之间的互动平台，这也意味着我们有了“婆家”。

通过军代表的推动和牵线搭桥，一大批企业像南航一样开始“参军”，让产品进入国家的重点型号，批量供应部队。在军工办成立后，我又陪着市领导去走访国防科工局等有关单位，通过市领导的多方努力，达成了目标——军工办升格为国防科工局的唯一副省级城市的直管单位，并改名深圳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

时任副市长陈应春是一个有“军工情结”的人，当时他亲自兼任军工办主任，做了很多工作，可见我们深圳的领导不仅高瞻远瞩，而且很实干，从一开始就在用很高的规格在发展军工。当时我向陈应春副市长直接提议说军工企业应该有一个孵化基地。陈应春副市长很快就将此事汇报给时任市长，在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专门划出一块地来建设孵化基地，扶持了一批军工产业的创业者。

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高度重视军民融合。2007年，我第二次到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毕业论文研究的课题就是军民深度融合，提议建立军民研究中心以及军民研发基地和实验室等。此后，国家在军民融合层面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今年3月以来，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军民融合有望成为“十三五”重头戏。

从南航的董事长，到担任深圳市军工协会的会长，再到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军工文化首席专家、中关村全国军民融合促进会的会长，以及现在又担任深圳市军民融合发展协会的会长，这一路上我不仅积极地在全国推广深圳的经验，而且也希望把深圳的事情办好，希望有越来越多像南航一样的企业向军工高端产业链挺进。

段忠

重庆人。1952年出生，1968年参军入伍，1974年和1978年分别被单位推荐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设计专业和计算机研究生专业学习；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012基地；1988年调入深圳南航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1992年被任命为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后任深圳南航工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中国航空电子研发中心主任、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军工协会会长等职务；现为国防科技工业军工文化首席专家、中关村全国军民融合促进会会长、深圳市军民融合发展协会会长，多年来积极推动军民融合工作。

口述时间

2015年12月3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朗山路7号中航工业集团南航大厦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赖丽思 实习生 杜婷 庄楠楠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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