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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5朱荣远:深圳魅力在于总是“先走一步”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5-12-25

城市规划的意义在于能决定和发现人生活的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价值目标,就是去确定我们改变与世界时差的方式。

过去三十多年里,我们完成了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及福田中心区、东门、罗湖口岸、深圳湾等众多规划设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中规院”)与其他本地规划设计机构一起改变着深圳的物理存在方式,支持城市经济发展,也影响着深圳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并促成这座城市的部分精神气质。

朱荣远
我常想,三十多年前的深圳对我们那批人的吸引力,和今天深圳对外界的吸引力是否相同?其实还是一样,深圳的魅力一直在于“先走一步”,什么都走在前面,跟世界脉搏几乎无时差地搏动,与世界共振了。 ——朱荣远

在深圳这个全新建设的地方,见到没见过的东西,接触到没接触过的事情,让人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深圳和中国其他城市发展的时间差

1984年援深,被现代感击中

1983年,我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毕业,最开始到北京,在中规院工作。当时还想着有可能的话在北京开开眼,然后回家乡重庆,但第二年就接到任务来了深圳。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建设热火朝天,城市发展从蛇口、罗湖起步,陆续增加了福田、南头、沙头角、华侨城和盐田港等区域。日益扩大的城市规模和多点发展的模式亟需形成有效的空间秩序。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本地规划力量紧缺,技术力量更偏重工程。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和当时市规划局的副局长郭秉豪,便去北京寻求中央援助。1984年,主管特区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做出决定:建设部负责组织力量支援特区。中规院作为建设部下辖单位迅速组织力量到深圳,帮助深圳编制特区总体规划。第一批选派了十多人,有宋启林、蒋大为、刘洵藩等老同志,也有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年轻人,我那时22岁。宋启林先生成为中规院深圳咨询中心(中规院深圳分院前身)第一任经理。

深圳在沿海又离香港近,应该算那个年代国内与世界前沿接触最多的地方,相对北京更新潮。作为一个年轻人,自然会向往亲身感受这种陌生而现代的东西。上梧桐山,去国贸、工业区,跑“五湖四海”,尝粤菜等调研和体验,感受深圳是我们项目组最初的活动。

当时国贸对面有个香江歌舞厅,第一次参观时的震撼现在还记得。那个歌舞厅门很厚重,隔音效果很好,在门外听不到什么声音。这之前我不知道“迪斯科”到底是什么东西,推开门时惊呆了:声浪扑面而来,震耳欲聋,听到看到的全都很陌生,一切在往日生活之外,心里有种感觉:“你触碰到了现代化的某个场景”。

来深圳之前,1983年4月,我曾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办公楼的方案征集设计工作。一时间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很多设计单位到北京,来的都是全中国最牛的建筑师。大家集中一块工作了半个多月,还一起参观了几个北京新建的酒店,如“西苑”“香山”,都是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由海外建筑师按国外标准做的现代化建筑。记得在西苑饭店看到香港装修队施工场景时,其现代和复杂的程度让那些“很牛”的国内建筑师完全傻眼了,并不是“外国月亮比较圆”,而是没见过便是无知。这次经历算是种启蒙吧,让我知道了内地和自己都与最先进的东西有时间差。

老实说,我们那个年代从上大学到工作,关于现代城市的研究和信息非常缺乏,不像今天这样,人人都能实时和世界接轨,直接到国外观摩学习的机会也很多。最开始我们到深圳后进行的经济特区总体规划,主要是把新加坡、香港当做榜样,虽然他们的标准不见得就是最好的,但对当时的中国内地已经是现代化的象征。

在深圳这个全新建设的地方,见到没见过的东西,接触到没接触过的事情,让人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深圳和中国其他城市发展的时间差,即便是今天,这还是深圳的特征。1987年我完成原先的几个任务便回了北京,1991年再来深圳做福田中心区规划时,下定决心留下不走了,把一家三口全从北京迁了过来。

1992年,一众规划师在北京讨论福田中心区规划,图右二为朱荣远。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东西长、南北窄的地形特点,自东向西布局了罗湖、蛇口等六个功能不同又互为补充的组团,其间用绿化隔离,同时以三条东西向交通干道联系各个组团

规划特区,五十年不落后

当时经济特区正处在需要系统搭建城市框架的阶段,我们第一批从北京到深圳的规划师因此获得许多锻炼机会,说是被“拔苗助长”都不过分,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现代化启蒙岁月。

上世纪80年代,深圳市政府、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科学院三家合资成立了深圳科技工业园总公司,深圳想把硅谷那套经验引进来,这也是今天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最早萌芽。1985年,23岁的我参加深圳科技工业园规划和一期总图设计。有一天现场看施工,当施工队员用白石灰按照我画的图纸在地上放线圈地时,瞬间有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因为我习以为常的规划图纸突然变成一种真实尺度的东西,图上短短的一条线在地上按比例放得很大很大,非常真实地在眼前。兴奋之余,责任感涌上心头,因为你怎么画,人家就怎么建。

1986完成的《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则融合了当时中央和地方对深圳的定位与期待——不仅仅是借鉴亚洲其他国家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依托香港发展来料加工出口,还要建设一个多功能综合性城市。

那时做深圳经济特区总规划有很多难度。幸好许多老专家出谋划策,其中包括中规院的首任院长周干峙先生。周院长是当时经济特区总体规划的总负责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还有中国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先生,他们都很关注深圳城市建设,希望和国外经验对接,把深圳的规划当做中国现代化规划的一次重要尝试机会。便跟市领导达成共识:学习新加坡,做到50年不落后,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样本。

至于怎么实现50年不落后,如何操作?我们没有具体指标,也想不出来,但都有这么一个信念,希望规划达成大家的愿景,并符合改革开放带来的热烈情绪。

我们的计划是在前五年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把生态旅游、产业、居住生活以及城市结合在一起,然后再分门别类地去做旅游、城市中心、商业服务、文化休闲。那时国内还没有现成的样本,很多标准都要从深圳的实践中去获取。于是要尝试各种可能性,比如说建筑的高度、城市的格局,这些既是学术假设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发展需求问题。

其中最大纠结是人口规模,只有对五十年后这个城市人口心里有数,才能对怎么修路、怎么征地等进行充分准备。但深圳以外来人口为主,人口自然增长基数小,而机械增长又无法估算,没有依据可以推算出深圳未来到底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人口规模的城市。1985年讨论规模的时候,各种专家意见不一。那时候深圳实际人口30万左右,按当时国家对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来推算的话,深圳未来能容纳的人口是80万,最终基础设施规划按120万人来校核。

我们无法想象35年后这里常住人口会超过一千万,不过那次总体规划对未来的城市需求做了有弹性空间的准备。先是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东西长、南北窄的地形特点,自东向西布局了罗湖、蛇口等六个功能不同又互为补充的组团,其间用绿化隔离,同时以三条东西向交通干道联系各个组团。

深圳至今的发展历程证明,这个带状组团式的空间结构既有效地支持了经济特区快速用地扩张,又引导城市由东向西逐步有序地拓展功能。这次规划还为深圳设计了全方位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理性建议否定了机场选址深圳湾的方案,将机场选址移至深圳西部福永,另一方面确定了东西临海布局盐田港和妈湾港两大港口,以及沙头角、文锦渡、落马洲、蛇口等水陆对外口岸,对深圳的开发发展和日后深港合作影响深远。

福田的城市文化中心区地位与功能,也是在这次规划中提出并确定的,我们构思了以莲花山为对景的福田中心区中轴线及其周边空间布局,以后福田中心区虽进一步完善建设,但大体构思都延续了这次总规的理念。

2005年1月,罗湖口岸建成。

在深圳的公共空间中,当理想和现实产生对立,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混合时,城市规划师能够以技术身份介入进行平衡并提出建议,而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决心也非常大

改造东门,保存城市记忆

1989年下半年,中规院开始做东门旧城的保护规划,希望把罗湖旧城区做成深圳城市的原点。因为深圳是一座新城,我们需要用不同的历史观来构造城市的价值方向。限于当时政府资金不足和市场动力不足等种种原因,该规划未能实施。

到了1993年,深圳旧城改造大规模展开,一时间东门旧城几乎所有的地块都有了开发单位,要么在建、待拆待迁待建,要么已经建成,由于改造缺乏系统保护规划不适应大规模改建,老街空间环境、市政、交通等处于混乱状态,传统风貌特色被忽视,文管部门极力呼吁保护历史。1997年受深圳市规划局委托,中规院重新启动东门规划,此时的规划名也从“保护”变成了以“改造保护”为方向的“环境设计”,词语的变化中也有着城市规划价值观的变化。

我们介入时,改造地块的开发强度与期待都提高了,有的也获得了政府批准,这意味着如果想从公共利益角度提升安全性,保持原有特色风貌,就要把开发的强度降下来。于是,我们规划建议收回三处地方,比如那个有钟的老街广场就是从两个开发商手里把地赎回来,然后在一个人流很密集的地方开设一个广场,深南路背后的时代广场,以及东门入口、深圳剧院的那块地也都收回来做了公共广场,不过一般市民可能不知道的是,政府因为“赎地”赔付了不少钱。

其实这几块地面积不大,但就是让人有种感动,它不断提醒:在深圳的公共空间中,当理想和现实产生对立,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混合时,城市规划师能够以技术身份介入进行平衡并提出建议,而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决心也非常大。

那时张高丽同志刚到深圳任市委书记。他初来不久,一天提出要到罗湖东门做现场调研,第二天早上他果真到了东门,只见眼前一派整洁有序,他便问罗湖区的领导:“怎么和我昨晚看的不一样?”原来他早就知道真相,提出现场调研的前一晚,他已经和秘书去看了东门,而未经刻意“清场”的东门,在他眼中是管理失序和环境破旧的。

当天调研现场,大家达成共识,一定要让东门实实在在改变现有形象,既有历史又有商业。景观特征上,我们规划将解放路沿街建筑复建骑楼,在此之前,麦当劳那块的骑楼景观是现成的,其他地方没有,统一骑楼设计后,既能遮风避雨,也使得景观连续,保存了深圳的特色记忆。当然,市区决策者的方向选择和支持力度是整个规划设计发挥功效的重要前提。

整个东门改造过程中,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由此了解到这座城市的社会状态,了解不同决策层和老百姓需求,也为后来做其他规划积攒了经验。1998年,中规院深圳分院开始以罗湖为样本,密切关注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实施,陆续进行了《罗湖口岸地区规划》(1999)、《人民南路城市设计及交通规划(2002)、《蔡屋围金融中心更新规划》以及《深圳市福田区城中村改造研究》等项目,以持续观察社会为基础、引导设计的价值取向,让我们认识到城市规划并不是在引领着什么,而是在推动着什么,这一前一后两者之间,有着很大差别。

风景秀丽的深圳湾公园,城市与自然相融。

深圳这个传奇跟“空地”没有太大关联,中国的空地多了去了,主要跟这块地在哪里有关,跟用什么价值观干了什么有关

深圳湾,勾勒新文明

深圳近海,经济特区建立不久东边就有了小梅沙海滨旅游中心,西边的蛇口海上世界有部分滨海功能场所,1997年之后有了大梅沙公园,但这些地方都远离主城区。总的来说,深圳最初十几年的发展中,滨海城市特色不明显。

2000年,受深圳市规划局委托,我们研究完成了深圳湾概念规划,向深圳湾延伸南山商业文化中心(海岸城),提出滨海发展的后海中心计划。华侨城地区“上山下海”的城市空间轴线由此从塘朗山向南一直到深圳湾,华侨城地区许多公共空间的大公园被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并蕴含着从自然到城市再到自然的人文价值。

2003年到2011年,我们花费8年打磨完成深圳湾公园规划设计,将红树林、迁徙鸟类和人作为三个最重要的需求主体,规划一个连接人与自然,构筑一个深港共同的公共滨海地带,我们把深圳湾的未来规划为城市的海湾生态公园,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界限将在此“融化”,这种公共空间系统也将带来属于这座城市的滨海生活方式。我们希望今天的设计是能够创造市民未来美好记忆的工作,当深圳湾公园成为市民最喜欢的公园时,深圳滨海特色就与城市特征和市民生活有关了。

有关深圳湾总部基地、后海、前海中心和宝安西海岸的想象,现在正在实施中,或许依旧遥远,但30年前设想未来深圳规模时,80万人不也是遥远吗?如此来看,干我们这行还挺有意思,规划师是一直在考虑未来,哪怕站在今天往回看,心里也是想着怎么从昨天梳理经验和教训,从今天再出发走向未来。

有人惊叹深圳是一座完全从空地上按规划建起来的城市,我认为这个传奇跟“空地”没有太大关联,中国的空地多了去了,主要跟这块地在哪里有关,跟用什么价值观干了什么有关。深圳靠近香港,改革开放又打开了一扇窗,这是很重要的时空优势,但是更重要的是集聚在深圳的那群人。有次见到深圳市政府以前的一位秘书长,说起当年的事情,他的眼睛还是发着光的。正是无数他这样的人在这里释放理想和才华,一起推开了经济特区的一扇门,构建了一个中国全新的社会试验场。

只要当下生活在深圳的这群人还在思想,这座城市就一定会继续走在时代前面。我是这么认为的。

朱荣远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1962年出生于重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副院长。长期从事城市设计并关注公共空间场所的社会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入深以来,他参与、主持了众多项目,在深作品包括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部优一等奖)、深圳罗湖旧城规划及东门商业步行街环境设计(部优一等奖)、深圳罗湖口岸及火车站地区综合规划设计(部优一等奖)、深圳华侨城地区保护与发展规划、深圳市福田城中村综合调研及空间规划和深圳湾公园设计(部优一等奖)等。

口述时间

2015年11月28日下午

口述地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深圳分院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苏静 实习生 庄楠楠 梁翠玉 杜婷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期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蔡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