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深圳已经23年。23年的岁月里，我在见证深圳经济特区走过的光辉历程中也在不断超越自我，从一名普通的流水线打工妹逐渐成长为大型企业的管理人员，在这里实现了自己人生重要的价值。

深圳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这里充满着机遇和挑战。我很感恩能够来到深圳，成为深圳社区义工事业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为深圳成为“志愿者之城”贡献绵薄之力，这是我一份难得的荣耀。

壹

厂房井然有序；地板是淡绿色的；墙面都是雪白的；大门两边还有宣传栏，都是企业文化以及业务相关的内容。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像走进了非常大的学校，很有氛围

放弃大学梦闯深圳

1992年8月，年仅18岁的我高中毕业，由于弟弟妹妹都还在读书，父母工资加起来每个月不足百元。为此，我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的机会，选择出来打工贴补家用。刚好当时我的小姨在深圳打工，她便将我带到深圳。那是我第一次去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

刚来深圳，我的第一个单位是在宝安区上合市场旁边的一家生产表壳的港资企业。那时候发放工资还是采取“押一付一”的形式，9月底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200多块，当时觉得特别兴奋。因为，第一我的工资比我爸妈的加起来还高；第二就是我终于可以自己养自己了。不过，和身边的很多工友一样，我们都来自农村，每个月拿到工资之后除了留点自己的生活费之外，其余的钱都寄回家。

打工生活其实挺枯燥。当时宝安的工厂很多，大部分人几乎都没出过厂区。我们每个月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但一般情况下都用来加班了，偶尔不加班的时候也就和工友到工厂旁边的上合市场走一走，几乎没去过更远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比较集中的大型工厂都在宝安25区，那里属于宝安区的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宝恒集团。25区里有几家“三来一补”的来料加工企业，比如南泰厂，爱普生，艾默生等等。这些工厂的管理比较规范，工人也多，而且对生产的要求很高。

当时我的小姨也希望我进入这些大的企业，这些大企业的基本工资是发人民币，而生活补贴和加班费发的却是港币。因为那时候汇率很高，如果进入这些企业工作，整体收入就会提高不少。但是这些企业不对外招工，即便招，招收的员工也多要求是广东户籍。工厂内部员工可以申请拿表，领表人就是新员工的担保人。幸运的是，当时工厂唯一招的外省的就是海南的。于是我的小姨就托老乡从万宝电子厂里领到招工表，拿到招工表之后我就可以参加考试了。

刚走进工厂我不禁感叹，原来深圳还有这么大的工厂。厂房井然有序；地板是淡绿色的；墙面都是雪白的；大门两边还有宣传栏，都是企业文化以及业务相关的内容。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像走进了非常大的学校，很有氛围。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考进这个厂。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在公告栏上的第一排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幸运地成为60多个新员工中的一员。

一个月完成“三级跳”

1993年2月，我正式进入宝恒集团下属的万宝电子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打工妹。刚进厂，由于语言不通，教我的阿荷师傅不会说普通话，而我又不能完全听懂广东话，教的与学的都很辛苦。一天不到，阿荷师傅就把我“晾”在了一边。那时候，站在庞大的机器前，听着隆隆的机器声，我感觉到非常无助。从那时起，我就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一定要让师傅心甘情愿地教自己。第二天，我哪儿也不去，就跟在阿荷师傅后面，仔细认真地记下操作机器的每一个手法和细节。

第三天，我又紧紧跟着阿荷师傅。眼看她又往仓库的方向走去，我赶忙也跟着，刚走几步，阿荷师傅忍不住回头笑着说：“这回你就别跟了，我是上洗手间！”这时，我才发觉，自己上班三天，竟连洗手间和茶水间在哪儿都还不清楚。

阿荷师傅可能是被我“死缠烂打”的精神打动，她主动拿出自己多年来收藏的工作笔记给我看，而且每次操作机器时都会耐心地一再给我讲解，有时见我没听明白时还用笔写出来。

正是凭着对工作的执着和热爱，在师傅的帮助下，一个星期我就学会了独自操作机器；到第二个星期，我已经能够分辨出所生产出的成品是否合格。后来，正好我们生产车间增加组别，工厂需要提拔一些班长。我们组拥有两年经验的质检员被提拔成了班长，班长在推荐质检员的时候，就推荐了我。就在第三个星期我被破格提拔为车间质检员。

到第三个月刚过的时候，公司总部启动了一个项目：培养班长候补员，选一个人做班长候补和助理，班长被提拔或需要的时候补员可以直接顶上去。当时我和车间一个女同事的报送材料被送到了总部。不久后，总部说因为我们入职还不到一年，不可以提拔班长候补员。但是放回原来的岗位就没有岗位了，那位女同事被放回流水线，而我就等着被安排。

最后，领导将我推荐到质检课。当时班长过来通知我：“阿兰，恭喜你，你被调到了质检部门。”我听完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不是因为高兴而是不舍，虽然是生产车间，但无论是车间修理工还是流水线的工友，我觉得整个氛围我很喜欢，工友们对我也很好。

刚去质检课的一个月，每天上班中途休息10分钟，我就跑回原来生产车间去和工友聊天，我舍不得那种“家”的感觉，直到一个月之后才慢慢好些。随着宝安区的发展，城区一些生产企业开始往外围郊区搬迁。1998年，万宝电子厂在福永开发区建起了厂房并开始搬迁，我也在2004年正式离开工厂到宝恒集团担任后勤服务工作。

贰

在这项工作上，并不是你所做的事没有人理解，总是会有人理解和接受。“宝安义工真好”简单的几个字让我们觉得价值千金

带领义工团队服务十余年

1994年初，我们生活小区的管理方宝恒工人服务公司开始在厂区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中召集团员，组建社区团组织，这也是深圳团建工作的探索。我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宝恒工人服务公司团委，由于性格比较乐观，又具有亲和力，我还被社区青工推选为团支部书记，成为当时社区第一批外来员工基层团干之一。

1995年我们开始有社区义工组织，服务公司给了我们社区一个小的办公室，大概有30平方米，只有几张桌椅。尽管简陋，但它却是后来义工中心的雏形。我们就这样成为了宝安第一个社区义工组织的第一批义工。

后来义工中心发展壮大，活动阵地越来越多，经常在社区举办篮球比赛、足球比赛、乒乓球比赛、中秋游园会这些活动。当时做义工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义工是什么都不知道，人们会觉得我们这群人是没事做的。但事实上，只有做义工的人才知道，义工是纯粹的自愿、无偿地为社会做服务。

我当时每个月会给家里写两封信，一开始我跟家里人说我做义工的事情时，在海南的母亲非常不理解。她问我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一闲下来就要到外边到处跑。但是，直到2003年，宝安区邀请十名优秀外来劳务工代表的亲属来深圳共度中秋佳节。这是母亲在我工作后第一次来深圳，她亲眼看到了我的工作和生活，这才明白为什么我如此热衷于做义工。

当时第一批义工在2003工厂搬迁之后陆陆续续离开深圳，但彼此还留下了联系方式。最近几年我凭着当时他们留下的痕迹找到了那16个人，还建立了微信群。去年我组织了一场聚会，他们从阳江、韶关、清远等地赶来深圳重聚，聚会上大家一致表示想要再做一次义工。

因为当年我们最基础的服务是在社区里面扫地，或参与政府的资料派发、宣传等这些简单的工作，所以我就带大家到新机场（T3航站楼）去服务，联络机场U站长给大家做培训，毕竟在机场服务，穿上红马甲就代表着深圳120万红马甲形象，不能出错。转了一圈机场的大楼后，大家都经过了一小时的培训，就这样上岗服务了两个小时。在这次服务中，大家收获都很大，也充满着回忆。不过他们也都感叹，今天的志愿服务和当年已经很不一样，服务质量也有了很大提升。

“宝安义工真好”收获感动

事实上，做义工是一个比较辛苦但又能收获到快乐的过程，因为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收到那声真诚的“感谢”时候，仿佛所有的苦和累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或许你只做了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但是却让对方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比如，1999年，正值举办第一届高交会期间，因为当时进入深圳市区需要边防证，坐公交车的旅客要把所有的行李拿下来过安检，过了安检之后再找车，如果找不到原来那辆车就另外再选一辆车。我们社区义工在南头检查站给旅客提供咨询和帮助，包括免费提供饮用水、问路、帮忙搬行李等。当时也没有义工服，就只有印有深圳市高交会的T恤衫和一张服务证。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义工两人一组，负责南头关外围的服务工作，下车的旅客如果有大件行李的，我们就负责上去帮忙搬一下。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两岁的小女孩下车，人很多，还拎着三四件行李，其中有两件是很大件的，必须得单手拎。我们见状就赶紧走过去说：“你好，我们是宝安义工，我们来帮您拎行李吧！”但她用警惕和怀疑的眼神看着我，我就指着后面给她看说：“你看那是我们的服务点‘宝安区义工联’，我们是义工，这几天我们在这里为高交会服务，你行李比较大件，我们帮您拎吧，我们会跟着您。”

后来她看确实拎着行李顾不上孩子，没办法就让我们帮忙拎。我们跟她跟得很紧，免得让她担心，她也不停地看着我们，防止我们把行李拎走。后来过了关，我们帮她找到乘坐的车，还找到了座位。等她坐下来之后，我们准备要下车的时候，这个妈妈说了一句“宝安义工，真好！”

这是我们当义工以来第一次听到群众对宝安义工的称赞，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辛苦特别值得。在这项工作上，并不是你所做的事没有人理解，总是会有人理解和接受，“宝安义工真好”简单的几个字让我们觉得价值千金。

叁

作为深圳唯一来自基层岗位的十八大党代表，我始终觉得身上肩负着为千万劳务工向组织传达心声的任务。当选后，我也积极地开拓更多与基层劳务工沟通的渠道

为工友争取新开公交线路

2012年我当选十八大党代表。能够成为十八大党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见证历史性的时刻，我感到十分光荣，但同时也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作为深圳唯一来自基层岗位的十八大党代表，我始终觉得身上肩负着为千万劳务工向组织传达心声的任务。当选后，我也积极地开拓更多与基层劳务工沟通的渠道，尽可能地收集民意。

2013年6月，我在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宝安区福永街道大洋工业园建立“十八大党代表熊永兰工作室，也是为在给工业园区的外来劳务工搭建一个反映诉求和心声的平台。

前几年，随着辖区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迅速增长，辖区群众乘车难突出，尤其是很多干道的微循环公交运力短缺，一些社区群众和工厂员工出行更加困难。在党代表工作室的平台上，有工友反映，因为地铁一号线开通到了机场东，但是由工业园区到地铁站没有接驳地铁的公交线路。当时经过工业园区只有一个小巴，他们的出行受到限制，很多人没办法只能坐摩的出行，其中也曾出现过工友上班途中受伤的情况。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我们工作室向主管部门反映了工友们的诉求，后来宝安运输交通部门为此专门在福永街道召开了交通联席会议。2013年12月1日，在各级部门的推动下，连接福永街道多个工业园区和地铁1号线后瑞站的一条公交线路M419正式开通，每隔10分钟就有一趟车发出，从凤凰第二工业区开至西乡后瑞站，是工业园区第一条无缝接驳地铁的公交线。工友们期盼已久的线路终于实现。后续宝安运输交通部门还优化调整了654、668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辖区公交出行环境，工友出行难的问题也陆续得到了解决。

肆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我想我还是会选择深圳。因为在深圳这个城市，只要你有梦想，并且愿意去付诸实施，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做义工已成为一种习惯

当年的义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多次被评为市、区先进义工组织。我所在团委及相关组织被宝安区评为“十大杰出义工组织”、被广东团省委评为“青年文明社区”，被团中央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中心”。而我自己有幸被宝安区评为“十大杰出义工”“十大杰出青年”“劳动模范”“道德模范”，成为了广东省“劳动模范”和“全国杰出进城务工青年”。

其实，每一个人的荣誉都代表着他在这个城市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全国杰出进城务工青年”，这个荣誉全国只有十个，我能够成为其中之一，一是我做好本职工作，另外也是我自己赶上了这样一个机会。但这样的荣誉能给到像我这样在深圳的务工者，我觉得这并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而是对深圳打工者这个大群体的肯定。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我想我还是会选择深圳。因为在深圳这个城市，只要你有梦想，并且愿意去付诸实施，总有一天会实现的。我很多同学和朋友都离开了深圳，去了广州、海口等地，他们也曾问过我为什么不离开深圳，因为就收入而言，尤其是在工厂工资并不高。但在深圳待了那么久，我也会想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割舍不下，一直坚持在这里。我想答案应该是“红马甲”。从1995年成立义工联到现在，我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累计服务也有几千个小时。我想，做义工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

熊永兰

1992年从海南来到深圳打工，是宝安第一个社区团组织中的第一批外来工团干部、宝安第一个社区义工组织的第一批义工。从当年一名流水线上的打工妹成长为中粮地产大洋公司后勤中心经理、福永大洋开发区团委书记，现在在宝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担任副主任。先后获得宝安区首届“十大杰出义工”“十大杰出青年”“劳动模范”“道德模范”；深圳市“五星级义工”“读书成才职工”“鹏城先锋优秀共产党员”“十佳爱心人物”“文明市民”等荣誉。2008年，当选为全国第十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2009年，当选为广东省妇联第十一届委员会执委。2012年，当选为全国党的十八大代表，成为深圳唯一一位当选的一线基层代表。

口述时间

2016年1月6日上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程安逸 实习生 梁翠玉 张颖 张丽萍 杜婷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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