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叫“天高不为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卖，还嫌没有糟。”意思是世间万事万物，其中人的欲望最高，也提醒说梦想大是好事，但得实现才是真正的好，如果无法实现，那就都等于白日做梦。

二十几年前，我初到深圳，完全没有什么媒体梦，那时总想着把老家那三间瓦屋变楼房，存个几万块钱就行了。很快我设置了第二个梦想，要在深圳买洋房、买小车。再然后只想在深圳有一番事业，有了事业，则想着为社会作贡献。这个城市就是这样，推着你不断设置梦想，不断提升，不断实现。

壹

那时候我常常白天干完活，晚上深更半夜看书……不管多累，哪怕是看了通宵的书，第二天坐车打个盹，到目的地自然就醒了，从没有错过站

工地“独行侠”奔波买书

中国人都有很深的故乡情，很多早年来深圳的人，远离家乡不过是为了生计。我出生在湖南益阳一个小村，1992年秋天第一次来深圳时，我25岁，已经成家生子，有了家庭的责任。在那之前家乡很多人早已南下，过年回来很是风光，还有个朋友在宝安厂里当上了经理。但老实说，他们的水平并不高，相比之下，我在学历和做事上都算有优势，这样一想，便决定也要“南漂”。

来深圳不容易，我从岳阳坐火车到广州，下火车之后转大巴，听不懂广东话，一路茫茫然，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司机用客家话喊的地名是深圳原经济特区外的“瓶福”(平湖)、“冷钢”（龙岗）。我当时没什么钱，只能和老乡们一样落脚原经济特区外，最开始是进厂加工饰品，给女孩子们戴的爱心吊坠之类打磨、抛光，酬劳10元一天，扣除伙食几乎没钱剩，所以做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请辞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原经济特区外人烟稀少，龙华东环一路、东环二路等路上还有很多泥土堆着，城市没有规划，各方面配套建设不成熟，商业也不怎么发达，但比我老家农村还是好很多，有很多工厂和工地。当时也没有其他出路，我便去了工地，加入深圳建设行业。

工地辛苦，工资却不错，一天能有2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600块钱，几乎相当于我原来在家大半年的收入。但这并不能让我满足，我不想永远做一名工人。我当时就想，一个人要想马上拿到钱，就做钟点工；要想赚钱，就看一年；要想做老板，就要能看到3年以上的未来。做老板是我从小的爱好和愿望，我8岁读小学暑假时卖过姜糖，先自己用红糖熬出糖浆，再剪成100多颗，一颗卖一分钱。

为了摆脱单纯的建筑工人命运，我开始努力学习，白天做事，晚上看书，自学建筑学、建筑管理以及装潢等知识。那时没有电脑手机可以看，必须买书，而建筑书籍不多，买书要到当时的深圳市档案馆（当时还没有建书城），也就是罗湖蔡屋围那里，而我住在龙华一带，现在这段距离不算什么，当时却是个麻烦的大事：要带着边防证转几趟车，花费两三个小时才能到。

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强度很大，工地上也没有学习理论知识的风气，大家劳累一天只想喝酒、聊天、放松休息，我来来回回买书的路上几乎没有同事或朋友同行。记得那时候我常常白天干完活，晚上深更半夜看书。回想起来我也很敬佩自己——不管多累，哪怕是看了通宵的书，第二天坐车打个盹，到目的地自然就醒了，从没有错过站。大概是心里绷着弦，运气也好吧。

1999年，在深圳创业的曹国文回家乡捐钱修筑公路。

贰

当时我在仁寿建筑公司的一个私人老板手下干活，公司的活都是外包，他给别人的单价高一些，我就想说用更便宜的价格承包下来，如果我的价格低，他的利润也高

承包装修赚第一桶金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读书很努力，把那些书翻来覆去地看，悟性也不错，把理论和白天的实践结合思考。在1995年之前，我把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三年，进入四川省仁寿建筑公司东莞公司，从建筑工人转为管理者。

当时我在仁寿建筑公司的一个私人老板手下干活，公司的活都是外包，他给别人的单价高一些，我就想说用更便宜的价格承包下来，如果我的价格低，他的利润也高。具体而言，有一次总共有20多栋别墅要包给别人装修。我就说我来做，既当管理，自己也参与装修干活，当时我给他开的要价大概比招标价低15%，整个项目下来我赚到了几万块钱，我的第一桶金就这么来了。

听上去很简单，也不是谁都能做的。若想赚这个钱需要有一点管理、投资能力，还要看得懂图纸，能修改图纸、审图等。那时候专业人才缺乏，很多设计师没有实际经验，只有理论，图纸的设计与现状是脱节的。

建筑与装饰方面的问题，我基本可以当机立断解决。比如楼顶面与雨儿墙浇灌连接点一般都会漏水，对这种情况应提前做好方案预防，从开始浇灌时，雨儿墙和楼面连接30公分左右圆弧形钢筋一起联体浇灌，这样才会不漏水。而这些情况应提前画施工图，预设好，才能避免材料和人工的浪费，因为工程错一步，纠正很麻烦，很多细节都不能轻视。

放眼上世纪90年代，建筑行业的需求很大，深圳到处尘土飞扬、万象更新，楼盘一座座竖起来。那个年代需要的建设工人很多，职业岗的劳动力劲头也很足，一般是有个工长带着普通工人，教他们绑扎钢筋、做混凝土等，有些木工在太阳底下钉木板，头发都晒得黄黄的，但他们想着能在年底拿到一笔还算丰厚的工资，便心甘情愿。

现在建筑成本拉大，同样盖厂房，以前每平方米投入三四百元可以做出来，现在要1000多块钱，建筑成本增加了一倍多，其实钢筋、水泥的价格都没有涨多少，主要是劳动成本增加了。

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建筑行业是“土建”，是最土的人干的活，但要从行业跳出来，需要独特优势。进入仁寿建筑公司后，我开始有一定的管理、装修经验，加上前期自我学习，也开始考建造师、造价师等等。我还搞过审计、造价公司，还做过小型房地产，角色囊括了甲方、乙方、中间方，逐渐被建筑行业认可。

1998年5月我成立深圳市锦达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我们起点很高，找的是新西兰和新加坡的设计师，尽管价格比较昂贵，但这个理念领先，很快得到市场认可，成为万科的战略合作伙伴。当时万科设计人员比较少，他们很多样板房就交由我们设计，我们从万科做到湖北的万科以及江西益达万科、蔚蓝城市海岸、城市花园、金域蓝湾等，万科之后，我们和中国建筑四局三公司也在合作。

叁

现在的传媒行业和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建筑行业很像，市场逐渐热闹起来，但没有质量，等数量多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接受调节控制

转身进军传媒界

最近十年，随着内外机遇的变化，我逐渐将事业重心从建筑行业转向影视传媒及科技地产和物业管理等领域。

建筑和传媒好像八竿子打不到一起，但我愿意相信凡事都是有联系的，心诚、肯帮人、肯学习、肯思考，总能发现新机遇。2006年左右，深圳电视台的《风云人物》栏目采访我，栏目中有个人是老乡，他拉我投资。在这之前，我早已接受过很多采访，写书上杂志都尝试过，当时对媒体还不是很感兴趣，但老乡邀约盛情难却，半推半就开始与媒体结缘。

所谓投资，也就是完成电视台对这个栏目的广告任务，当时大概一年150万元。刚开始接触栏目时，我没怎么进入状态，再加上与他们签合同后，犹豫可能有些风险，就找了另一个公司来投资。找另一个公司投资的任务转落在我头上，我一去就给栏目以广告置换的形式拉来一栋楼的广告，价值400多万元，但台里不要房子，改成由我来签下这个房子。

从这里开始我发现媒体广告是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它和我以往熟悉的建筑工程行业有太多不同。比如做工程需要保修款，做货款也有结余的保修款、质量保证款，而做广告是先打钱再播，拿钱才播，没有钱就不播，当然这也是一个行业习惯和规范要求。这样想来，做媒体经营就比做工程好多了，没什么风险，也不需要工程项目那样的质量要求和保修款等。

媒体好玩，我这一玩就没收手。后来，2008年下半年，澳亚卫视招一个管广告的副总，我拿着自己的简历去应聘，一去就面试上了，因为我当过《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对于地产的经验还算丰富。我拉广告还是比较厉害的，把惠州地产拉到深圳的澳亚卫视做广告。

人做什么，都是一通百通，后来我在澳亚卫视就管广告的质量，包括片子、人物采访的灯光和剪辑这些，以及微电影和一些宣传片等。现在媒体界比较良莠不齐，有很多搞个几万块钱接一单就称自己是媒体公司了。我的定位和这些不一样，我的理想比较大一点，眼光也比较长远，希望把深圳澳亚视传媒集团做大。我认为这也是符合当下社会大潮的，现在的传媒行业和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建筑行业很像，市场逐渐热闹起来，但没有质量，等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国家自然就会调节控制。以前的建筑公司是很容易批牌照的，后面越来越难，估计以后传媒公司要拿到广电总局准许的门槛也会变高。

未来，我希望在影视文化这一块做出些成绩，我们澳亚视传媒集团已经有一个3D设计，思路就是按照这方面走的。我亲自给澳亚视文化创业园画了图纸，愿景是等建成以后，在深圳除了广电，将没有任何一家传媒公司可以跟我们相提并论。

我们还有做影城的想法，预计占地2万亩，但实现还有一定难度。首先是面积太大；第二是需要政府强力支持，比如在凤岗、惠州就近把影城做起来；第三是人们要有向往文化的思想和理念。现在的人大多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都想着怎么快速挣钱，很少人会想到要在历史翻开一页时，留下可以给后人复制、参照、学习的东西。

在深圳建影城的基础条件是存在的：这个城市既不缺钱，天气也允许，一年四季拍电影都很好的。我很希望深圳能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影城，让它像洛杉矶的好莱坞一样成为深圳的名片。

肆

深圳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移民城市，大家都是为利益、理想而来，所以琢磨人的人比较少，做事的人比较多，五湖四海的人能够很好地相处互动

对鹏城怀有很多新期待

我来深圳已经整整24年，回想起来很多事情不可思议。首先我没想到深圳可以有这么多人；第二，没想到深圳的房价会这么高；第三是没想到人与人之间会有这么多说不完的故事，会有这么多复杂性。

对于深圳这个城市，我不会盲目称颂，也不会忽略它的个性。深圳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移民城市，大家都是为利益、理想而来，所以琢磨人的人比较少，做事的人比较多，五湖四海的人能够很好地相处互动，但深圳也还有很多不足。

我作为市政协委员，为此提过交通、养老等多方面的提案。比如深圳复制了新加坡美丽的城市环境，但是没有把人家的文化、社会管理上的好的东西彻底吸收过来，城市规划表面上无冲突之处，放在较长远时间看，标志性建筑还很少，目前存在的桥、违楼、路等则将给未来城市更新带来压力。对比之下，美国已经远远走在我们之前，我去看过他们的联邦路，上世纪70年代的路就是双向八车道，这是真正的“百年大计”。

今后的深圳不但要有标志性的建筑，还要有能让老人在这里延年益寿的场地。深圳是个年轻的移民城市，现在多是青壮年，但不久的将来注定会走向老龄，到时候大部分家庭都是七口之家(即加上夫妻双方家长再加一个小孩)，如果没有找到一个能留住老人安心快乐的环境，一家人肯定无法安心留在这个城市。

另外，目前深圳对于蔬菜种植还没有统一规划，大部分都是从外地引进的菜，或者是菜农想在哪里种就在哪里种。这也是很关键的地方，一个城市的食物需求全靠外部耕耘的话，随着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健康标准等增长，供求压力也会逐渐凸显出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香港，他们对本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会先圈起来，拿土去化验，看看是否需要打农药或者是否适合种植绿色无公害蔬菜。

这些期待涉及方方面面，但这就是我们长年在深圳观察和感受的细节，相信对它怀抱希望的人会有体会。

曹国文

1967年出生，湖南益阳人。2010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博士，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1992年来深工作，后进入建筑行业从事管理经营工作，2006年进入媒体领域。现任深圳市澳亚视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深圳市欧家美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翠湾生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兼任深圳市老龄产业事业服务联合会执行会长。

口述时间

2016年2月23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贵宾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苏静

实习生 庄楠楠 梁翠玉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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