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我和同学们在山西医学院的宿舍里守着电视机，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那个激动人心的瞬间。当时我已经完成毕业考试，正等着打包行李回家，心里对未来还是一片茫然。我没有想到，仅仅一个月后，就来到了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而正是这场2000公里的跨越，让我站在了梦开始的地方。

深圳在我眼中，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多面体，很难用几个简单的特质去定义它。但是它给了我梦开始的土壤，给了我等待机遇的力量，让我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全科医生的路上走得一往无前，走得自信满满。

壹

在那个被就业失意笼罩的灰色夏天，21岁的我在懵懂中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轨迹的决定：南下深圳

大学毕业闯荡深圳

我的父母本是北京人，上世纪70年代支援三线来到山西，我就出生在山西侯马。父亲给我起名赵鹏，就是希望我有一天能一展羽翼，飞出侯马这个小地方。

我从小就对医学抱有浓厚兴趣。初中时期，家里有一本《乡村医生手册》，我反复研读过很多遍，同学们有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都来找我看。高考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医学专业，后来也顺利进入山西医学院学习。

毕业之前，我在山西医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山大一院）实习过一段时间。当时我特别想留在山大一院，但是由于自身硬件条件不够，所以愿望最终落空。后来我又想回到北京去找工作，也没碰到特别的机会。在那个被就业失意笼罩的灰色夏天，21岁的我在懵懂中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轨迹的决定：南下深圳。

当时我姐姐已经在深圳落脚，姐夫是在深圳工作的一名牙医。我想趁着自己还年轻去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闯一闯，于是就来投奔姐姐。来深圳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一片空白，对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什么远大计划，只是迫切地希望找到一份工作。

1997年8月，我抵达深圳，暂住在姐姐位于宝安的家中。此后的小半年里，我白天就晨跑、看书，不断给自己充电；晚上常常看香港翡翠台的新闻，感觉自己和世界的距离都缩短了，这是以前在山西不曾有的体验。

闲暇时候我就翻看深圳特区报上的招聘信息，也常独自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附近的几个人才市场转悠。那时候的人才市场特别简陋，狭小的空间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四个多月过去，我依然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学医出身的我甚至一度去应聘麦当劳员工，对“当医生”的初衷充满了怀疑和沮丧。

记得有一天下雨，我冲到姐姐家楼顶，像个傻瓜一样孤身站在瓢泼大雨里。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放空了，一直以来压抑着的情绪得到短暂释放。我没想到，就在我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真正的转机已经在命运的转角静静等待。

贰

有时候，村里的老人在街头巷口碰到我，还会用方言招呼我：医生快来我家坐一下，给我量个血压。等我走的时候，阿婆还在我的出诊箱里放个苹果，寓意平平安安

在麻布社康中心成“全能医生”

1996年，深圳启动社区健康服务工作，西乡劳动社康中心成为深圳第一家社康中心,紧接着又有四家社康中心相继成立。1997年12月，乘着发展社区健康服务的东风，西乡迅速铺开建设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急需大量的医务工作者。

一次偶然机会，我姐夫在和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就建议我去大胆地试一试，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简历投到了西乡医院。当时竞聘社区医院工作岗位的人整体素质还不算高，拥有大专文凭的我在清一色的中专毕业生中算是佼佼者，于是被顺利招聘进来，经过培训后，我被分配到麻布社康中心做全科医生。在麻布社康中心建设初期，我们经历了一段比较艰苦的日子。

麻布社康中心位于今天的坪洲地铁口附近，当年周围都是三四层高的厂房。海城路两旁20多家商铺还是毛坯，拾荒者堆放垃圾的地方与我们中心仅一墙之隔，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

麻布社康中心开张之前，需要运进来大量的设备和药品。由于医务人员中只有我一个男人，所以晚上就由我看守设备和药材。可当时两层楼高的中心只有一楼砌起来一堵墙，二楼还只是个空架子，我们就用木料勉强支撑起来的一块大木板挡住，没有任何防盗措施。房间中央还散放着几排水管，每天地上的灰多得没法扫，要用水管冲洗才能干净。我就这样睡了两个晚上。

麻布社康中心只有1个主任、2个医生和2个护士，却要服务包括社区居民和周围工人在内的约两三万人。不光人手不够，硬件设备也是少得可怜——除了听诊器和血压计，就是一个给玻璃注射器消毒的压力锅。此外，任何化验仪器都没有，来这里看病全靠医生的经验判断病情。有时候碰到忙碌的中午，医生除了看病，还要收钱、打针和取药，因为护士都去做饭了。那时候看病还没有规范化，如果医生现在还敢取药、打针就是违法了。

2005年我们招聘了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问我：“你们宿舍没有空调吗？”我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想到了我刚来深圳时的那个夏天都是靠风扇过的，而且风扇还是快到秋天才装上的，没有风扇的时候我们就汗流浃背地上班，也都挺过来了。

学习粤语叩开村民心扉

居住在麻布社区的930多名村民是我们社康最主要的服务对象。为了帮助他们建立健康档案，我和另外一个医生各带一名护士去社区挨家挨户敲门。可是当时在很多村民概念里，觉得医生找上门来是一件很晦气的事。所以“没病，快走！”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甚至还有人威胁我们“再不走就放狗啦！”

就在工作推进到瓶颈期时，我们遇到了麻布村的一名退休老干部。老干部很开明，他听说了我们的困难，就主动帮助我们印宣传彩页，带领我们几个到麻布村的老年活动中心宣讲。遇到围在一起打麻将的村民，我们凑上去给他们量血压，给他们讲解社区健康服务的内容。就这样，我们和村民的接触多了起来，他们对我们的抵触情绪也渐渐平息。

在麻布社康中心的5名工作人员中，我是唯一一个外省人，不会讲广东话。工业区的工人叫我赵医生，社区村民们则叫我“北佬医生”。相对于我的同事，村民们显然对一口普通话的我更加抗拒。为了拉近和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我下定决心学习粤语。在工作的闲暇时间，我就跟村里的老太太和小孩子聊天。有时候村民买菜经过我们社康中心，也会进来和我们打招呼，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抓紧跟他们练习几句。

渐渐地，我学会用流利粤语和村民们对话。也是从那时起，我被越来越多的村民接纳。尽管他们还是喜欢叫我“北佬医生”，但是口气中已经完全没有了距离，而是充满亲切。有时候，村里的老人在街头巷口碰到我，还会用方言招呼我：医生快来我家坐一下，给我量个血压。等我走的时候，阿婆还在我的出诊箱里放个苹果，寓意平平安安。

经过2年时间，930多个社区居民的健康档案终于靠我们5个人挨家挨户拜访、一笔一画手写完整建立了起来。

叁

调任河东社康后，上门问诊是自己主动选择的。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我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建立起与居民之间的信任

上门护理温暖空巢老人

我在麻布社康中心干了5年。2002年，我因为工作出色被委以重任，出任河东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负责中心的全面工作，从此踏上了一个更加宽广的职业平台。

我刚调任的时候，河东社康中心非常萧条。房子十分破旧不说，原来的老中医调离留下的中药都发了霉，办公桌破破烂烂，连门也关不上。我就自己动手清理堆放杂乱的药品，把各类文件归档，让患者一进门就有一个清爽的感觉。

当年的西乡医院一直都是人满为患，可我们的社康中心病人一直不多，多的时候一天也就二三十个。老一辈的人一生病就找大医院的大医生去看，根本不考虑小门诊的小医生。他们可以找我们测血糖，量血压，但是不信任我们看病，一般都要到大医院把针开好了再找我们打。我在河东社康中心最惨的时候一天只有四个人来看病，可是一页发票有五联，起码写满一页才能结账。怎么办呢？我就买一盒氟哌酸，自己算一个病人才把账结了。

病人不上门，我就琢磨主动上门去服务。以前在麻布社康中心的时候，上门建档是被逼的；调任河东社康后，上门问诊是自己主动选择的。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我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建立起与居民之间的信任。

印象最深的是河东社区有很多空巢老人，他们的子女或者在外省务工，或者长期在香港居住。有一位独居阿姨在家里不小心摔了跤，我们听说后就上门帮她做护理，从换药到铺床，前前后后跑了一个多月。阿姨是一个生活十分简朴的老人，腿脚好了以后亲自送给我们社康中心一只她养的走地鸡。

还有一位和蔼可亲的黄阿姨和老伴儿也是空巢老人，孩子们都远在香港。她有糖尿病，会定期过来我们社康中心测测血压，聊聊天，放假的时候就会叫我上她家去坐坐。逢年过节，她一定会来我们中心，带一些孩子们从香港寄给她的曲奇饼干、杏仁糖、金莎巧克力。

这些阿姨们视我如同自己的儿子，后来我离开河东社区的时候很多村民都掉了眼泪。村委还有些埋怨地拉着我说：“你是我们社康中心的第三届主任，好不容易换到一个合适的人，怎么又调走了。”

两年实现无纸化处方

我在麻布社康中心的时候，政府就已经给每个社康中心都配备了一台电脑，但是实际的使用情况很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电脑配备数量不足，三名医生只有一台电脑，完全不能满足使用需求；另一方面是使用不方便，当时的电脑还是DOS系统，用WPS做文字编辑。我只会做两件事：一件是通过命令进入系统，打完字就找不到文件了；另一件就是玩坦克打飞机。

当时电脑还是很珍贵的资源，大多时候都是被束之高阁。我们的电脑在二楼资料室，平时是锁起来的，只有主任才有钥匙。1997年的时候20多家社康中心只有1个电脑操作员，他会不定期的到各社康中心检查电脑，除此之外我们都不怎么碰电脑，平时还盖着一块防尘布。

但是很快，到了2001年，社区健康服务信息系统开始普及，系统逐渐升级到win95、win98，装上了office等操作软件，电脑的配备数量也达到轮值的医生人手一台。上级要求我们要把健康档案的资料录入电脑，还要把这些资料用活，电脑终于开始物尽其用。到2003年，各社康中心就完全实现了无纸化处方。

为了适应新变化，除了积极参加西乡医院和当时的宝安卫生局组织的培训，我自己也下功夫研究电脑。那段时间我买了很多与电脑相关的书籍，工作闲暇就默默啃。一开始我不知道可以装拼音输入的软件，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笔字典，练习打字的时候就一个字一个字去查。就是这样，我从一无所知到慢慢积累，在完全无纸化之前我已经能熟练地操作电脑了。

无纸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社康医院工作效率的提高，也使我个人的业务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年我作为深圳市政协委员提交了两个提案，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加快卫生系统信息化建设的。

肆

颐康园社康中心完全按照社区健康服务功能的要求设计，不仅面积从原来300平方米扩大到2000多平方米，还增添了许多诊疗设备和配套设施

见证社区卫生服务大发展

2004年，宝安区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创建了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那一年，整个宝安社区、乃至全深圳市的卫生服务水平都得到了质的飞升，管理也逐渐规范化。我也是在那一年被再次调任，来到桃源居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工作，相继担任中心副主任、主任至今。

2005年底，桃源居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搬迁新址，并更名为颐康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颐康园社康中心完全按照社区健康服务功能的要求设计，不仅面积从原来300平方米扩大到2000多平方米，还增添了许多诊疗设备和配套设施。除了血常规、显微镜这些基础的化验设施，我们还陆续添置了彩超、微量元素检测、骨密度测量，全自动生化等大型设备。硬件提升了，医务人员的队伍也扩大到30人，在医生、护士、收费员的基础上，新增了药剂师、化验员等。

2009年3月，宝安区于全市率先成立了社区健康服务管理中心，西乡38家社康中心从西乡人民医院分离，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社康中心，统一由西乡社区健康服务管理中心管理。颐康园社康中心成为一类社康中心，康复设备和检验检查设备的齐全程度在深圳各大社康中心里名列前茅。

最令我欣喜的是，从这一系列的变化和提升中，我真切感受到市政府对于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决心和力度。以前政府规定社区要为社康中心提供300到1000平方米的用地，开发商就按照最低标准来建，而且三分之二的社康中心还要为支付房租和水电发愁；现在政府把社康中心面积提高到至少1000平方米，而且对没有解决用房的就社区全额负担其房租。同时，政府还大力倡导分级诊疗，迅速完成社保进社区。近几年政府又推进了老年保健和儿童保健的发展，包括对老人年度体检和部分疫苗实现完全免费。

这些导向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深圳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各社康中心从门可罗雀的尴尬局面，渐渐在社区居民的生活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代表社康医生走进人民大会堂

从1997年至今，我在深圳的社康医院工作了19年。这19年间，我经历了深圳社区卫生服务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度过了我人生最充实而富激情的大好时光。

2011年，毛泽东同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7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深圳市社区服务工作者的唯一一名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给全科医生举办的授旗仪式，这份荣誉是社会对我职业生涯和人生价值的重要肯定。

然而回想起初到深圳的岁月，我还是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大学毕业前我在山大一院实习，胸前挂着实习生的工牌，但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医生，能在一个医疗环境优越、程序规范的大医院工作令我非常自豪；刚进入麻布社康中心的时候，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医师，但是连给患者输液用的注射器都要自己去清洗消毒，心里的落差其实非常大。

但我相信深圳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城市，只要努力总有机会。所以随着不断考试、培训、学习，我逐渐从助理医师，成长为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全科医生，蜕变成深圳十佳社康中心的管理人员。

赵鹏

籍贯北京，1976年生于山西侯马。1997年12月来深，恰逢西乡进行社区健康服务试点工作的大好时机，历任西乡人民医院（现宝安区中心医院）下属三家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副主任、主任。

口述时间

2016年4月6日上午

口述地点

宝安区颐康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许娇蛟

前期统筹：

王外平梁琼月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