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0岁来到深圳，开始艺术体操之路。16岁，我夺得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金牌，17岁，我备战全运会，冲刺冠军之位。正当一切都踏入正轨时，噩耗却悄然而至。那一年，我得了骨癌，失去一条腿。从此，我的运动生涯被迫画上句号。

而在深圳，我得到了第二次机会。我被聘为深圳市体工大队艺术体操队教练，成为当时国内第一位装了假肢的教练。深圳是一座有大爱的城市，一路走来，感谢深圳培育了我，给予我成长的空间。

王绮红，女，1976年6月生，籍贯广东广州，深圳市体工大队党办主任，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艺术体操委员会主任，曾任市体工大队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组教练员、体工大队体操队领队。于1990年入选国家艺术体操队，1992年夺得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金牌。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等称号；2007年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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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时，我意外被选中加入艺术体操队。那时，“艺术体操”于我而言尚是个陌生的名词。

首次接触艺术体操

第一次接触艺术体操是在8岁。

那时我在读小学，艺术体操队的老师来学校招人，众多学生中，我意外被选中。被选中时，我还不太清楚艺术体操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去观看了艺术体操训练，体育馆里，运动员们手持彩带，旋转、跳跃，她们像在跳舞，但又比跳舞更美。那一瞬间，我被吸引了，开始喜欢上艺术体操。

起初我们在寒暑假时进行集训，通过集训，老师挑选出有资质的人，将其送往体校或体工队，走上专业运动员训练的道路。1986年，10岁的我被选入深圳体育发展中心（后改名为“深圳体工大队”），开始进行专业训练。

彼时，深圳体育馆尚未建好，我们平日就在体育馆下面搭的一个临时房间训练。整个深圳体育发展中心只有百号来人，艺术体操队有十人左右，年龄从8岁到20岁不等。最好的运动员年龄是16岁到20岁之间，小于16岁的，都是青少年运动员。

当时我们住在和平路，每天只有一班车到体育馆。我们训练时最担心教练拖堂，因为正常五六点下课，天还是光亮的，一旦过了晚上七点，街上就会变得很安静，人也少了许多，走在路上我们都有些害怕。那时我打电话和妈妈说：“这里好奇怪，晚上七点街上就看不到人了。”夜晚的街道，仅有几间小卖部尚在营业，微弱的路灯下，偶尔有几个人迈着碎步走过。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获全国冠军

1987年，广东省艺术体操队和深圳艺术体操队合并，变成广东省队，我们队被调去广州。由于广东省体工队队伍太多，训练场地不够用，于是当时省队提出一个新的方式，叫省队市办。

时任深圳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对艺术体操项目非常感兴趣，他觉得这不仅是一个体育竞技项目，还可以作为深圳的一张名片，于是省队将艺术体操队定在深圳办，我也跟着队伍回到了深圳。当时毗邻深圳的香港还没有艺术体操队，但他们很喜欢观赏艺术体操表演，所以多次邀请我们去演出交流。

▲ 1990年，王绮红（右二）和其他运动员代表广东武术技巧队去香港演出。

1990年，通过全国比赛，我被选拔到国家集训队。通过两年训练，我进步不少，也第一次参加了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当时我属于青少年运动员刚转型到成年运动员，同批参赛的运动员年龄都比我大，经验也比我多。所以第一次参赛，我没有太在意成绩，只抱着平常心上场，尽力发挥最好的水平。

意外的是，我却夺得人生首枚个人金牌。当时非常高兴，却未曾预料到，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获得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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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骨肿瘤悄然入侵，将我从全运会预选赛拽下来，也结束了我的运动员生涯。

运动生涯被迫终止

1992年底，我的膝盖开始疼。起初我没有太在意，运动员训练，总有些磕磕碰碰导致的病痛。直到1993年全运会预选赛，我痛得摔倒在赛场之上。那时的我，被队医抱着离开赛场并直接送入医院。

本来以为只是普通的运动积累下来的膝伤，但检查的结果出人意料——骨肿瘤，更为糟糕的结果则是，在这个位置的骨肿瘤通常只有1% 属于恶性，而我却偏偏在这1% 的范围之内，医生给出方案：截肢。

我当时心里还有个目标，就是在全运会夺冠。于是我提出在全运会后手术的设想，但医生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因为对那时的我来说，问题早就已经不是保腿，而是保命。一个星期后，手术正常进行，我就这样彻底告别了运动员生涯。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个挺大的打击，也是个遗憾。

但遗憾和生命比起来，又不是一个太复杂的选择题。事实上，深圳先进的医疗保险政策给我打了一剂安心药，我最初来深圳体工队时算参加工作，即便后来在国家队训练，所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是深圳发的。当我生病后，深圳的医疗保险能帮我解决大部分医疗费，我只需按照医生的要求积极配合治疗便好。如今想想，我能从人生低谷走出来，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有了医疗上的保障。

我生病后，无法继续参加训练。我们那一批运动员里，有些由于没有进入全运会决赛，而且也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便自然退出了，此外还有一个队员在国家队。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教练，他负责一线运动员的训练，所以也没更多时间去招募和培养更小的运动员。

重新组建队伍转做教练

1995年，为了备战第七届全运会，空白了两年的广东省艺术体操队在山东、江苏引进了一批刚入门的运动员，重新组建，队伍依然放在深圳市。这些引进的运动员大多只有11岁，属于少年组。

在1993年到1995年的两年时光里，我边治疗边学习，掌握了电脑及素描的初步知识，并计划前往深圳大学计算机系学习深造。开学前的暑假，刚好少年组教练离职了，时任领队陈剑芬找到我，让我在暑假的这三个月里试着当教练，就算以后不做教练，我开学了，也可以常回去帮忙带课。

陈剑芬是我的授业恩师，在我生病期间，我跟她一直有书信来往，谈论自己对幼儿体操的认识和感悟。我还总和她说，自己空学了一身本领，却无用武之地。于我而言，我觉得自己没有履行应有的职责。在我生病前，我是很有希望代表深圳参加全运会，并取得不错的名次。当时深圳运动员取得的全国冠军不多，我很希望能通过艺术体操这样的项目，通过自己的比赛成绩让大家知道，深圳的竞技体育也不错。

深圳培养了我，我却没有回馈给深圳。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马上应允了。比起我的爽快应约，我的父母却犹豫许多，他们担忧我的身体状况。当时我还在恢复期，饮食上有许多禁忌，而且难以跟上大的运动量。我一直在吃中药，每周都要去广州开药，因为训练比较忙和身体不便，我看病和开药都是母亲代劳，我主要是电话与医生沟通身体状况，等空闲了，才去广州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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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晓敏和我的带领下，我们队连续夺得了全国锦标赛冠军和第九届全运会冠军，还包揽了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艺术体操的两枚集体金牌。

▲ 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王绮红（后排左四）带队拿下艺术体操类冠军。

深圳首创浮动奖金制

当教练挺有意思的，每天都在和运动员斗智斗勇。

我是在体工队长大的，所以我更了解学员的心态。我不仅能从技术上教导他们，还能从心态上引导他们。在生活上，我像朋友一样和队员交心，也像母亲对孩子一样照顾他们。有时他们太累，想要休息时，我得在旁边鼓励他们，让他们坚持完成当天的训练任务。同时，我还提倡快乐体操，在训练中穿插许多小比赛、小节目。

任教期间，我重逢了何晓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她在1987年那一届全运会上本是夺冠大热门，由于比赛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失误，跟冠军失之交臂，获得第二名。后来她从运动员转为教练，并接受了香港队的邀请在香港执教。香港和深圳挨得近，她周末便常来深圳和我交流，也对深圳艺术体操了解不少。

那几年，我们艺术体操队的运动员正在备战第九届全运会，为了激励大家取得好成绩，体工大队特地邀请何晓敏来任教，不仅与她以国际专家身份签协议，还首创了浮动奖金制。

那时我们普通的主教练工资每月2000多元，针对何晓敏的浮动奖金制则稍有不同。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她正常的工资和主教练差不多，但如果她能带领队伍获得2001年全运会前三名，体工大队就会奖励她一定金额，如果能获得冠军，又能获得更高的奖赏。

终于，在何晓敏和我的带领下，我们队连续夺得了全国锦标赛冠军和第九届全运会冠军，还包揽了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艺术体操的两枚集体金牌。比赛结束后，单位奖励何晓敏十几万元，相当于这几年她每月有8000元左右工资，这在我们业内算很高了。

这个浮动奖金制在当年是国内首创的制度，正是因为深圳首创了这些先进的奖励方式，激励教练们更好地发挥自身价值，深圳体育才能不断进步。

体工大队开始本地化发展

有了2001年的全运会成绩加持，再加上我是第一个假肢教练，许多媒体关注到我，活动和会议也变得多起来，精力被分散了。对于教练工作，我发现竟有些力不从心。于是2005年，我换了岗位，调任深圳市体工大队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工青妇工作，也就是把孩子们的业余时间管起来。

平日里，我会邀请体工大队培养出的一些优秀运动员或者是成功转型的运动员回来，让他们给现役运动员讲课。许多成功转型的运动员后来都变成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会在现场分享成功经验和遇到过的困难。

后来我担任了深圳市体工大队党办主任，更加关注深圳体工大队的发展。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00年，深圳体工大队基本都是从省外引进运动员，引进的运动员大多都有一定基础和成绩。

这种方式不仅为深圳体工大队省下不少钱，还能给体工大队快速带来成绩。然而，随着全国运动员交流模式越发规范，我们发现，不是深圳培养的运动员，很可能会被他所在的市或省留下来。这些引进的运动员大多不是深圳户籍，如果他注册了当地体工大队，要转到深圳来，得对方单位同意并且缴纳一定费用，这样会限制转进来的人才水平发挥和长远发展。

所以从2010年左右开始，我们开始转变，在保持一部分引进运动员的同时，也开始本地化发展，培养深圳本地的运动员。

现在深圳市有许多俱乐部和业余体校，后备人才都下沉到此。深圳体工大队会从这些俱乐部和业余体校里招募一些优秀运动员，与他们签订协议，让他们代表深圳去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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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亮圣火盆那一瞬间，火光炫目，烈焰冲天，我非常感动，感觉自己点亮的不仅仅是圣火，还有那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代表深圳点亮圣火盆

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在深圳举行，我作为最后一棒奥运火炬手去点燃圣火盆。传递火炬那天，许多人聚在深南大道两旁欢呼。我拿着火炬在等待的时候，市民纷纷凑过来想看火炬，那天我拿着火炬在笋岗路上走了好多趟，给一个个市民看。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做一名火炬手，还是跑最后一棒。深圳经济特区有太多优秀的人物，“为什么会选我”这个想法最初在我脑中久久盘旋。后来我才明白，我不仅是体育界的代表，同时也是一名残疾人代表。圣火传递的最后一棒对于残疾人群体来说，是一种无言的激励。只有一座有爱心的城市，才能使每一个人获得自信和自豪。

在点亮圣火盆那一瞬间，火光炫目，烈焰冲天，我非常感动，感觉自己点亮的不仅仅是圣火，还有那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在体育界继续耕耘之余，还曾任省、市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以此帮助更多残疾人。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残疾人的关注、关爱意识很强，专门有一位市委副书记来联系市残联的工作。

深圳是一座有大爱的城市，一路走来，深圳培育了我。我10岁来到深圳，在深圳成长，蜕变。尽管生活给予我重击，让我失去了一条腿，但深圳成为了我坚强的后盾，给予我发展的空间。我非常感谢深圳。

口述时间

2019年3月20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会议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唐文隽

实习生 杨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