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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7王敏: 深圳是一座人才愿意在这里生根发芽的城市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9-06-26

深圳这个城市充满了积极的改革创新精神和先行先试的意识,可以做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可以去实践一些理念,改变一些东西,这是深圳特有的优势。期待深圳继续保持这种魅力,把经济特区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留下更多有志有才的人,为这个城市的发展作贡献,为国家的进步担起探路的责任,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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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1955年4月出生于河北,曾任深圳市人事局(编办)局长、主任、党组书记,深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党组副书记。


在中央国家机关前景可期,在基层做事则很不同,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优势很吸引人。

来到深圳就不走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从甘肃考回北京,从小对文史哲感兴趣的我 , 误打误撞在北京大学读了政治经济学。那时候国家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老师的第一堂课就是教我们“经邦济世”。1982年大学毕业,我报考了中央党校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因为中央党校的氛围,3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涯,我读了很多马列原著,马列的思维方式在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4年底,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筹建研究室。从中央党校毕业后,我就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主要做政策、立法、社会问题调查研究。1995 年,我从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到深圳挂职锻炼,担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在此之前,我就与深圳有一个特殊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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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21日,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座谈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开始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如火如荼,为了让发展更有法制保障,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开始申请特区立法权。

1990年12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正式成立,深圳市有关领导立即着手争取特区立法权。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地方立法权,这期间,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草案的起草工作。

当时省人大可以制定条例,但是内容形式都非常有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把特区立法权授予当时深圳这样一个“城市”,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可见中央让深圳闯出一条路的决心非常大。

之后,我曾陪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来深圳,调研地方立法权行使的情况。

1998年,挂职期满后,我选择了留在深圳。

那个时候的深圳没有今天这样的建设水平,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但是这个城市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改革的核心是自我改革,最重要也最难,如果想要有作为,必须有勇气和担当。

率先探索 公务员聘任制和分类改革

2005年,我出任深圳市人事局局长兼市编办主任一职。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以下简称《公务员法》),提出了公务员分类管理的概念,其中有两条规定从未有人做过:聘任制和分类管理。

这对深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机关工作人员都被统称为干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就率先踏上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历程,开辟了党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试行公开招考的先河。1993年,深圳颁布了《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在全国都还叫干部管理的时候,深圳就已经在探索公务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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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23日,王敏(右二)到宝安区调研就业工作。

我到人事局后,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务员法》的实施。深圳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主动探索、先行先试是使命。当时我们就请示深圳市领导争取开展公务员聘任制和分类改革的试点工作,也向当时的国家人事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行了请示汇报。

我们先后跑了几趟国家人事部,部里非常支持。2007年1月,国家人事部批准深圳开始公务员聘任制的改革试点工作。

改革怎么改?首先就是打破铁饭碗。

当时国企和事业单位都已经进行了聘任制,将市场的规则引入体制,但是在公务员队伍中一下子大改也不现实。当时我们就先在基层和专业技术部门开始实行聘用制,再慢慢扩大范围。

其实在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之前,2006年8月,我们就已经率先实施公安专业化改革,那时候深圳有四万多名公务员,其中两万名左右是公安系统的,如果按照一般的考核晋升途径,哪有这么多的领导岗位安排他们呢?所以我们根据不同系统、不同类别的职位,采用不同考核管理办法,让各类人员能够各得其所,专心于本职工作,凭借技能和工作经历获得应得的待遇,解决“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传统局面。

2008年,深圳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地方试点城市,改革在深圳市的公务员队伍中推开。之前,公务员管理还是采用“大一统”旧模式:招录一张卷,培训一堂课,考核一根尺,升迁一把梯,造成基层留不住人才、人浮于事、机构膨胀等各种问题。改革后,公务员职位被划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个类别,工资制度和职务晋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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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7月8日,王敏出席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组委会第一次会议。

其实,公务员本身也是一个职业,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来进行保障,提高管理的科学性。

2006年,深圳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吃螃蟹,推行了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这是一件非常难做的事,但深圳也是先行先试,为后来全国的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当时国家也一直在研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少领导带调研组来深圳调研,听取我们汇报改革的情况。

后来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文件里的内容,几乎都是深圳先试先行的做法,这等于国家基本上把深圳的做法和经验都予以肯定并加以吸收了。

大部制改革石破天惊

2008年,国务院进行大部制改革,把行政系统中职能相近、管辖领域雷同的部门进行归并重组,当时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这之后,广东省领导在广东选了两个城市作为机构改革的试点,其中一个就是深圳。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简化审批、减少部门之间扯皮、提高办事效率。当时省领导对深圳寄予厚望,提出了改革的明确标准和要求,并亲自给中编办有关领导打电话,希望中编办领导予以支持,帮助深圳进行大部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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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10日,王敏(左一)调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口扶持的廉江市石岭镇塘雷村村小学。

中编办很快就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到深圳,和我们一起研究改革方案。我们研究总结了历次机构改革的经验,也学习了其他国家政府管理的特点,最后定下了一个改革力度非常大的方案,一是将45个部门一下子砍掉了近1/3,只留下了31个;二是大量减少政府部门的审批权,努力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三是大规模削减内设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深圳大部制改革方案事前一直处于严格保密状态,包括我们走所有审批程序,都必须严格保密。

最后方案出来时,石破天惊,很多人都没想到深圳大部制改革力度如此大。

过去各个部门经常打报告 , 要求增加编制机构,市编办天天要研究应付,改革之后几乎没人再来找我们要过编制。

后来很多省市来深圳研究考察深圳的大部制改革。其实当时深圳做这件事情时,顶着极大的压力,犹如“壮士断臂”,但正是因为这座城市有改革基因,有改革的环境,最后才能做成。


这是一座人才愿意在这里生根发芽的城市,所谓大象无形,要从长远的观点打造城市的生活环境。

软环境好了 人才自然来

2000年,我在深圳市政府做副秘书长,有一段时间,我协助分管科技的副市长开展工作,当时我就发现科技行业有很多人才优惠政策。

等到了人事局以后,我就发现人才工作应该是全社会全领域的。当时深圳市只有科技行业有一套比较系统的人才优惠政策,我们就想如果在深圳的各个行业都设立一套吸引人才的奖励标准,不就可以全方位吸引人才吗?

学着科技行业,2008 年,我们制定出了加强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 "1+6" 文件,这是深圳市首个综合配套的人才政策文件,解决了深圳市人才队伍建设中很多的突出问题,包括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学术交流补贴等。

当时这个文件在全国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很多城市都开始跟深圳学。

“1+6”实行的是公开透明的核准制,各类人才标准都写在文件中,人才申请时自己比对,符合标准即可。这就对前期的标准设定有比较高的要求,需要花大力气调研论证。如果标准设定不合理,将带来很多后续问题,所以后来文件也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多次调整。后来我们也对海外人才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奖励政策。

后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文,组织部在人才工作中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人才计划后期由深圳市委组织部统筹协调各部门推进。

人才引进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也是政策的改进过程。在人才引进初期,我们以金融支持为主要办法,但是我们也慢慢意识到,今后,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环境、产业链条、空气水土、文化教育等城市环境条件才真正是人才扎根的考量标准,政府要从长远的观点看人才引进,应该逐渐调整为打造发展环境,物流好、通关顺、医疗教育条件好、生态环境优,这些软环境逐渐提升,人才自然会被吸引而来。

只要继续保持改革创新精神,深圳未来的发展就充满希望。


口述时间

2018年12月7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人才园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周婉军

实习生 刘洁 康铭祥


编辑:李丹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