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市政协主办的“委员讲堂”邀请市政协委员、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陶一桃剖析“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经济特区的新使命”。

三大原因让历史再次选择深圳“先行示范”

陶一桃表示，2019年 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赋予了深圳“先行示范”的任务。这对于深圳乃至全国都有重大意义。

“ 由‘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由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式改革’，走向‘目标式改革’；由‘干了再说’的‘开拓性改革’，走向了深化改革；而且还将会以深化改革的创新性实践，为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模式与理论支撑，从而有可能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供具有可借鉴意义的发展中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

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启，历史性地选择了深圳。那么，40年后，历史为什么再次选择了深圳？陶一桃认为，深圳以其几乎与生俱来的品格，以其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的独特地位与功能，再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政策性增长极”。这其中有三大原因：

第一，“先行示范区”的本质内涵就是率践探索、实践制度创新，而深圳正是这一品格“与生俱来”的拥有者。

陶一桃表示，如果说40年前建立经济特区的使命主要是以其“先行先试”的实践完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探索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么40年后的今天，作为中国最典型、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其“先行先试”的实践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一更加广阔而深远的目标。即在中国社会深化改革的历程中，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在拓展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进程中，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布局中继续发挥“先锋队”“排头兵”的作用，继续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

第二，“牢记党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的关键，就是要明白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意味着什么，而深圳正是中央战略意图最早、最成功的实践者。

陶一桃认为，深圳经济特区完成了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探索与示范的使命；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是在一个非均衡发展的大国里，以最小成代价实现社会转型的最佳路径选择；作为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的实践模式，它降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险并提高了制度变迁的绩效，并“为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提供一条可复制的发展道路”。

第三，“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城市范例”，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基本方向，切实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重要机遇，践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根本战略，拥有改革开放40年来丰厚物质财富与制度资本积累的深圳，正是这一使命的必然的担当者。

陶一桃认为，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带中最富有活力的城市，有着不可替代的制度变迁的“示范效应”，区域经济的“引擎作用”，集聚优质要素的“虹吸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及创新趋动的“引领作用”。因此，深圳正是新的历史使命的必然担当者。

深圳完成“先行示范”需挣脱制度约束进行“自我革命”制度创新

“ 从根本上说，‘先行示范’是一场更加深刻的观念革命，这一挑战不亚于，甚至更重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观念更新的冲击力。”

陶一桃认为，“先行示范”意味着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改革阶段走向发展阶段。改革必须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才能真正深入，开放不仅需要彻底摆脱狭隘的保护主义思维方式，而且更需要真正学会按国际惯例办事才能得以拓展；“先行示范”还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必须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同时得以倡导并同时得以实现才能真正的完成。

“ 深圳要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一深化改革的历史使命，还要继续保持某些已经成为城市精神财富的重要品格，并着重进行以下自我革命与制度创新，从而摆脱制度约束。”

陶一桃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自我革命和制度创新：

第一，要以更加敢闯的勇气、更加富智慧的胆识完成深化改革使命所需要的观念更新与认知能力的提升，从而保证在先行示范的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作为“次级行动集团”的推动改革的积极作用，一如既往地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40年前“先行先试”的深圳是传统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区，几乎没有工业基础；40年后“先行示范”的深圳则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更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引擎。

40年前深圳面对的是“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贫穷落后；40年后的深圳面对的则是GDP总量全国第三的富裕发达。

陶一桃说，当“不改革就死路一条”，而改革则有可能“生”时，人们会有可能冒着风险选择“改革”；当不改革不会失去什么，而改革则有可能有风险时，人们会理性选择保守。所以，面对已富裕起来的深化改革，比面对贫穷的开拓性改革更需要勇气、担当和使命感。

第二，以更加富有包容性的制度安排，保证国际化的全要素，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无制度障碍并低交易成本的自由流动。

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重要制度前提，就是人力资本有自由选择权利，即在市场规律的引导下自由流动。因此，陶一桃认为，从制度上保障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并给予自由选择的权力，是人的经济价值提升的制度前提。

第三，以更加开放的制度安排与国际化的视野，营造保障并体现高质量发展理念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成长环境。

陶一桃提出，目前深圳开放领先，而国际化不够，关键在于尚未真正完成由经济先行走向全面发展的制度积累进程。从长远来看，“移民不国际”、知识型人才国际化程度不高，将成为深圳继续持久保持创新文化与精神的内在约束。

陶一桃认为，最终“撼动地球”的不是政府鼓励创新的政策，而是自由徜徉于包容社会之中的，具有创新理念、知识与智慧的人的大脑。“人定胜天”的真正含义或许正在于此。

第四，充分利用好香港因素，借鉴香港体制优势，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治化的开放的经济体。

陶一桃表示，深港两地总计面积仅有3000多平方公里，但二者GDP之和达到4.08万亿元，相当于上海的1.48倍，是珠江口周边与杭州湾周边的总量之和，而珠江口周边地区GDP总量，相当于杭州湾沿岸的1.51倍。香港和深圳的人均GDP明显高于上海，深港都是具有不可替代的高品质引擎作用的卫星城市，并共同构成了得天独厚的“裙带增长极”。

“深圳要真正用好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为香港与祖国大陆共同繁荣进一步消除制度文化障碍，建立共识通道，确立互信机制，提供平等机会。”陶一桃建议，要发挥好香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对接好香港业已形成并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科研平台和高等院校的研究能力与资源，在深港两地深入合作中，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营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汇集更有效的资源，寻找可借鉴的经验，从而实现深港两地乃至香港与祖国內地的共同发展，分享繁荣与富裕，是新时代赋予深圳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