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伟

1955年10月出生于武汉。曾任深圳市科技局计划财务处处长、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主任、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成功策划并组织了首届高交会国家高新技术成果展的开馆式及高新技术论坛等重大活动。曾获“2004年度中国会展十大新闻人物”“2005年度中国会展业城市贡献奖”等殊荣。

从制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并推动其发展，到筹办高交会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再到为全国的科学研究于技术开发提供超级计算机的技术服务，我能见证并参与特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感动亦很荣幸。我这一辈子，在工作中始终信奉三句话：抢做工作锻炼自己，多做工作提高自己，做好工作展现自己。而正是深圳，给了我一个践行人生信条、展现人生精彩的舞台。

壹

上世纪90年代，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深圳近20年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是一系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延伸，是已经开始崛起并将成为主导的民营科技企业打造的微观基础。

从国家科委到深圳市科技局

1981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学院工作。当时正值管理学院在研发计算机汉字操作系统，年轻人心里总是有股探索劲，所以我主动要求参与这一项目的研发。在那个很多人还不知计算机是什么模样的年代，我就已经进入计算机软件开发这一行，也从此一发不可收地喜欢上了项目研发和运作。

1991年，我们受国家科委委托在深圳组织全国科技计划指标体系研讨会，在会上结识了深圳市科技局的领导。会后，市科技局与管理学院协商将我调到深圳。其实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来过深圳，那时候深圳到处都是泥巴路，到处都在建设，但到八十年代末，深圳已经展现出另一番面貌：干净朴素有序，有新兴城市的勃勃生机，吸引了全国许多有思想、想作为的年轻人在这里干事创业。

当时，深圳的经济主体以商贸和“三来一补”企业为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条件还比较薄弱，市科技局全年管理的科技三项经费只有200多万元。在深圳市科技局与管理学院协商调动时，学院的同事就劝我不要来，觉得这里不重视科技。但当时，深圳刚颁布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我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深圳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科技总有一天会发展起来。

所以我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来深圳闯一闯。

1992年2月，我被调到深圳市科技局计划财务处。我刚到深圳不久，刚好读到《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通讯，这个报道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改革开放的讯息传向了全世界，让人非常振奋。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来对了。但深圳的科技发展得如此之快，是那时的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用政策引导和推动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深圳的科研经费在1992年后每年都有大幅提升，但随着本地许多企业的转型以及大量内地高校、科研院所来深办企业，科技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仅靠科技三项经费来支持全市研发活动远远不够。对此，深圳采用“政策引导推动”的方式，不断地促进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

为了更好地为制定深圳科技发展规划做准备，第一件事就是我和同事们深入全市各大企业，实地了解各个企业的技术项目情况和管理水平。

经过大量深入的调研，我们发现，深圳有一大批从国营企业和内地科研院所下海的科技人员，他们既不想放弃自己的专业，又希望能有一个较好的创业环境干“自己”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兴办民间科技企业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之一。而且深圳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为民营科技企业的生存创造了良好条件，如果再加上理想的政策环境，民营科技企业就会迎来大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1992年，市科技局率先把制定民营科技企业有关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起草了《深圳市民办科技企业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在税收、户口指标、职称评定、出国手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在促进民办科技企业大步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根据有限的经费和扶持政策的实际情况，我们每年确定一个具有一定基础的技术领域给予重点支持，先后支持了ASIC(专用集成电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领域，同时集中政策资源支持各个产业的重点龙头骨干企业，打造产业的“航空母舰”，逐步推动了各个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通过“淡化计划、强化服务”的理念，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很快就在全国名列前茅。

1998年2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俗称“22条”）出台，在全国首开地方出台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惠政策的先河。

“22条”出台后，当时包括北京、上海等在内的30个省区市都到深圳考察学习，于是，深圳又在1999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新22条”），“升级”了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的优惠政策，推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批自主创新型的航母级企业如华为、中兴、腾讯、迈瑞、比亚迪等，都受惠于“22条”。

贰

高交会为深圳搭起了技术和人才引进平台，也奠定了深圳在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

科技成果交易会一锤定音

1998年4月，深圳市的主要领导带队到厦门、上海和大连学习考察，恰逢当时大连举办的“国际服装节”声势浩大，彼时，发展了近20年的深圳，拿得出手的其实只有一个荔枝节，大连之行对深圳市考察团启发很大。就在大连考察的总结会上，深圳市主要领导提出，延续科技创新的改革之路，深圳要办一个“科技节”，搭建自己的科技舞台，而且时不我待，1999年就要举办。

当时，市科技局领导回来后就组织专家开了一个会。会上，大家就开“博览会”还是“交易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我们当时就赞成开“博览会”，因为交易会必须要有科技成果交易，但科技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成果交易会一直也是展览业界的烫手山芋，毕竟技术不同于产品，就算在发达国家，也很难找到“成果交易会”的成功典范。在当时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开交易会无疑是再添重担。

当时的市科技局领导也觉得有道理，但为了稳妥起见，还是报了两个方案给了省里：一个是科技成果交易会，一个是科技博览会。最后省里选择了“科技成果交易会”。

这一下，这个世界性难题就切切实实地摆在了我们眼前，而且必须要解决。

扛起首届高交会策展重担

展览性质定了，筹备工作也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很快，我们就接到了负责展览策划的任务。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偶然但冥冥之中又必然的事情。

早在1996年和1998年，我们就带领深圳的高科技项目到北京参加了多媒体技术展览和科技部举办“火炬10周年成就展览”。虽然此前从没接触过展览，但我们认为，科技展览无非是把手头的科技成果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展示出来。

为此，我们在展台设计与布置、展品摆放和策划上下足了功夫。也正因为深圳的产品好、技术新，加之我们策划的展览形式新颖有创意，两次北京之行引起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不少媒体关注，也让深圳在全国会展界闯出了一番名堂。

但即便如此，接到筹办高交会的任务时，我们还是感到压力重重。当时我们整个策划部只有7个人，却要承担包括高交会开幕式、论坛等13个项目的策划和运作，而且大家基本上都不具备会展的组织管理经验，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当时心里很没底儿，但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做好。

首届高交会反响空前

为办好高交会，那时的深圳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全民动员，最后也确实不负众望。

1999年10月5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成功举办。首届高交会参展企业2856家，参展项目4150个，到会投资商955家。5个外国政府团组，26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代表团，32家世界著名的高科技跨国公司，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及22所著名高校、4个国家部（院）组团参加了展示交易洽谈，成交额64.94亿美元。

我们承办的高新技术论坛规格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有30多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风险投资及金融专家在内的重量级人士在论坛发表演讲。

高交会那几天，整个会馆里人山人海，置身其中只能被人潮夹着走，人人都不愿意放过这样一个珍贵的获取科技知识更新和发展的机会。看着这样的盛景，当时我们心里就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在这样一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必然的。

叁

深圳与被誉为“中国科技第一展”的高交会，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大潮中，相互选择，相互激发，相互成就，这就是时代的选择。

成立高交会交易中心

首届高交会结束后，深圳市政府从高交会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的角度出发，决定成立副局级的高交会常设机构——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以下简称“高交会交易中心”），并任命我为中心主任。

首届高交会不仅举全市之力，而且用了一年半时间筹办。2000年4月，我正式上任并开始招聘中心工作人员，那时距第二届高交会开幕仅剩五个多月。从建章立制到人才培养，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且有首届高交会珠玉在前，压力和困难空前巨大。

▲2001年，第三届高交会中国高新企业上市研讨会现场。

那时，我们经常在办公室讲一句话：“要想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就要依靠我们自己。要勇敢地挺起你们的脊梁，挑起这副重担。”

第一届高交会创造性地提出了“成果交易与风险投资相结合，成果交易与产品展示和交易相结合，落幕与不落幕的交易会相给合”的原则。它的成功，正是在于跳出了单纯的成果和产品的展示与交易，将优质的科技成果集中起来形成资源优势，创造出一个市场，而且又将高科技产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诸要素及信息、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纳入交易平台，运用市场手段配置各类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中发挥出实效作用。

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围绕实效性持续不懈地进行创新”是高交会继续保持生命力与活力的关键所在。

因此，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从“七个一”入手，建立起一系列的制度：实施一个计划（全程服务），成立一个市场（技术产权交易所），组建一个联盟（高新技术产业与风险投资联盟），构筑一个网络（市场营销），建设一个中心（科技成果信息中心），形成一个基地（成果转化基地），带动一个产业（会展产业）。

“永不落幕的高交会”

始终围绕实效性进行创新

高交会的核心是推动科技成果的交易，所以从第二届高交会开始，我们在科技成果交易的多种途径和形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新性实验。比如尝试性地举办了高新技术成果拍卖会，在国内首创了高新技术项目配对和创业型企业投资洽谈活动，以高交会分会的形式将高新技术项目配对洽谈移植到国内多个省市和海外，建立网上常设交易系统，使日常的项目征集、评审、包装、撮合交易与会期的展示、交易、洽谈互为补充，努力让参加高交会的各方在短短的六天里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收获。

到第四届高交会的时候，又创新推出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咨询洽谈活动，邀请全球十大证券交易所到会推介，帮助科技创新企业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加快自身成长和业务拓展。

▲2003年7月，刘明伟在第五届高交会广州推介会上接受记者采访。

这样不断创造不断创新的做法，持续对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的路径探索，也让高交会吸引了众多国家和国内各省市政府组团参会，同时吸引大量成果持有方、投资方、成果需求企业参会，实现了良性的发展。

2005年6月，第七届高交会奥地利项目配对洽谈分会在维也纳举办，这是高交会的首次海外实践，在奥地利工商界掀起了一股高交会热潮。那次高交会走出国门办分会，是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程度、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一次有益尝试，对于高交会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更好地发挥出作用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为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通过国际合作加快发展、迈入欧洲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3年，刘明伟和同事在深圳会展中心现场办公。

同年，我们提出了“分会群”的全新概念，即类似于连锁加盟，只要当地有举办高交会分会的愿望，并且符合举办条件，都可以加盟进来。这样一来，可以更好地发挥利用高交会这一“金牌”展会的影响，并以其大型的龙头性展会带动其他展会，促进信息交流、优势互补。

高交会在深圳

拥有天时地利人和

负责高交会这么多年，我始终认为，高交会在深圳的成功，离不开三个“合适”：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参展者。合适的地点即深圳具有良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全国最高；合适的时间是每年高交会都放在气候宜人的10月份，且与广交会相衔接，方便参观者；最后，深圳雄厚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活跃的创投行业基础决定了高交会可以吸引大量的技术开发人员、科研人员、金融从业人员参展。这一切都是高交会一路走来最坚强的后盾。

而高交会也确实为深圳搭起了技术和人才引进平台，掀起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巨大浪潮，一批自主创新型的企业如朗科、腾讯、迈迪特、大族激光纷纷涌现，一批至今还在影响着深圳科技和产业发展的软硬件设施，如深圳虚拟大学园、深港产学研基地、IC设计基地等也应运而生，奠定了深圳在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

深圳与被誉为“中国科技第一展”的高交会，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大潮中，相互选择，相互激发，相互成就，这就是时代的选择。

肆

从筹办高交会到管理深圳超算中心，我能见证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参与其中，很感动很荣幸，也非常难忘。

深圳超算中心

为特区创新发展打造平台

2008年，我离开了高交会交易中心，并于2013年进入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以下简称深圳超算中心）担任中心主任。

我刚到深圳超算中心时，中心刚投入运行不久。如同当初在高交会交易中心一样，我还是从建立管理制度开始，一步步把深圳超算中心的各项服务抓起来。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依靠自主创新，把深圳超算中心“打造成为技术先进、功能齐全、服务一流”的国际化超算中心。

2013年7月，深圳超算中心正式向社会提供云计算的商业服务，同时在全国率先实现把超级计算资源用于云计算服务。此后，深圳超算中心不断加强自身的创新力，更好地发挥公共服务作用，助力深圳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2018年底，我正式卸任深圳超算中心主任，从此离开了我参与近30年的高新技术行业的工作。

从制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并推动其发展，到筹办高交会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再到为全国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提供超级计算机的技术服务，我能见证并参与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感动很荣幸。我这一辈子，在工作中始终信奉三句话：抢做工作锻炼自己，多做工作提高自己，做好工作展现自己。而正是深圳，给了我一个践行人生信条、展现人生精彩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