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已经圆满收官，“十五五”的壮丽画卷正在铺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战略部署。身处深圳这片改革热土，作为深圳市政协委员和中集集装箱集团的负责人，我深感自己身处一个宏大历史叙事的交汇点：国家战略的磅礴推力、城市发展的先行探索、产业变革的汹涌浪潮，与一名经济界委员的履职实践、一家实体企业的转型脚步，在此刻紧密交织。回望这一年，我的核心体会是：在新时代的坐标系中，必须自觉成为一位积极的“链接者”——链接国家宏图与产业实践，链接党建根基与企业发展，链接委员职责与民生关切，链接深圳优势与全球浪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与国家关于“十五五”的前瞻谋划，高屋建瓴地指明了发展方向。对我来说，履职与经营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刻理解这些顶层设计，并思考如何将其转化为深圳的竞争优势和企业的具体行动。这不是简单的理论解读，而是需要找到精准的“接口”，进行创造性的“转译”与“落地”。

例如，全会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与我所在的装备制造业息息相关。2025年，我提交的《关于“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提案》和我在深圳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座谈会上的发言，正是试图为这条路径提供“深圳方案”。提案并非空谈概念，而是基于中集自身推进工业互联网、探索智能制造的切身体验。我们旗下已有10家企业获评国家级或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宁波中集等更是获评行业首个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我深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面临技术、成本、人才等多重门槛。因此，我的建议聚焦于“降低门槛”：呼吁发挥特区立法权优势，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建议政府提供公共算力、开放数据，像建设基础设施一样建设数字化转型的“基座”；并结合国家设备更新政策，提出对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给予更直接的设备补贴和贷款贴息。这些建议，旨在将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号召，拆解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感知、可操作的具体支持。

再如，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家“双碳”目标，提升城市“韧性”成为紧迫课题。我提交的《关于加快韧性城市建设，适度部署移动储能的建议》，便是将这一宏大课题与中集在储能装备领域的技术积累相结合。2024年11月，已有移动储能车在深圳地铁20号线等项目成功示范，实现了“平时商用、急时应急”。提案中，我详细分析了移动储能在应对极端天气断电、弥补电网短板乃至为电动汽车提供应急补电等方面的多重价值，建议深圳建立“平急两用”机制，超前部署一批移动储能设施。这份提案，就是将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链接到城市能源保障的具体场景和技术解决方案上，体现了制造业企业以技术创新服务公共安全的社会责任。

2025年，对我个人和所在企业而言，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是中集集装箱集团党总支升格为党委，我本人当选为首任党委书记。这不仅是组织形式的变更，更标志着我们将党的全面领导更深、更实、更有机地融入公司治理和战略发展之中。我深刻认识到，在新时代做好企业，特别是大型制造企业，必须筑牢这个“根”与“魂”。

我们积极探索具有中集特色的“垂直化+属地化”党建双重管理模式。集团党委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作用，确保企业战略与国家大政方针同频共振；各基层党支部则扎根当地，与区域发展融合，成为凝聚员工、攻坚克难的堡垒。为了让党建引领看得见、摸得着，2025年我们创新开展了首届“党员先锋岗”和“党员先锋队”创建评选活动。评选出的74名先锋岗和21支先锋队，都是精准锚定技术攻关、质量提升、成本控制、供应链保障等经营核心环节产生的。

南通基地的“多快好省”供应链创新队，由党员牵头攻关，实现采购与物流降本超千万元；太仓中集的党员赵传德，带领工作室攻克机器人前墙波板焊世界性难题，获得国家专利；扬州基地的“薪火财经先锋队”，将党建要求融入内控流程，筑牢财务安全防火墙。这些生动的实践表明，党建不是脱离业务的“软任务”，而是驱动创新、提升效率、防范风险的“硬实力”。通过将党的组织优势、思想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管理优势、竞争优势，我们真正让“红色引擎”成为驱动中集这艘“蓝色航船”在全球市场破浪前行的核心动力。这份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实践，也为我理解现代企业治理、思考如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提供了更深层的视角。

政协委员的身份，赋予我超越企业边界的视野和责任。我的履职，始终力求扎根行业、直面问题、服务民生。我认为，一份好的提案，应该是一座桥，一边连着市场主体的真实感受和行业发展的深层“痛点”，另一边连着政府优化治理、改善民生的“政策支点”。

2025年，我持续关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在《关于“破壁除障，推动民营经济公平竞争发展”的提案》中，我直指那些“玻璃门”“旋转门”——招投标中的隐性歧视、融资环节的“身份”差异、人才竞争中的不平等配套。这些都是我与众多民营企业交流中听到的普遍心声。提案建议推广“盲审”机制、构建“企业履约能力数据库”以替代单纯的抵押担保、推动人才政策一视同仁等，旨在从制度细节上拆解壁垒，让公平竞争真正可感、可行。

“停车难”是超大城市典型的“民生痛点”，也是治理难题。为了撰写相关提案，我带领团队深入福田、宝安、龙岗等多个区的老旧小区和城中村调研，获得了大量一手数据。在《关于优化老旧小区及城中村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审批流程并试点先行的提案》中，我们不仅揭示了近百万的停车位缺口，更深入剖析了审批“一刀切”、投资回报周期不匹配、土地利用政策僵化等“硬梗阻”。提出的“场景化分级审批”、“百点破冰”试点、“分阶段弹性定价”等一整套方案，旨在打通从技术方案到实际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这份提案，也融入了中集在智能立体停车领域的技术思考，体现了用工业化、模块化思维摆脱城市空间困境的可能。

此外，在关于发展低空经济的建议中，我结合中集在模块化装备制造方面的专长，提出建设“集成化模块化”基础设施，以应对该新赛道初始阶段标准不一、建设周期长的挑战；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言中，我结合企业“出海”遇到的海外法律服务、物流衔接等具体困难，呼吁加强专业化、国际化服务供给。这些履职实践，本质上都是在做“链接”工作：将分散的市场信息、基层诉求、技术可能性，进行系统梳理和理性构建，转化为可供决策参考的、具有操作性的公共政策建议。

深圳的命运与开放紧密相连。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格局和产业链重构趋势，我的思考和行动始终围绕着如何让深圳、让中国企业更好地链接全球、赢得未来。

在《以“外智”驱动产业升级，促“外贸”结构优化》的思考中，我提出“外智”与“外贸”深度融合的观点。这不仅源于对宏观趋势的判断，更源于中集的实践。我们通过引进国际顶尖人才团队、开展跨国联合研发，快速提升了在氢能、高端储能等领域的创新能力；同时，推动产品从“集装箱”到“集装箱+”的升级，从提供标准箱体到提供数据中心模块、清洁能源装备等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了出口产品附加值的跃升。这就是“外智”提升产业能级，进而优化“外贸”结构的微观体现。

我建议深圳加大对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的引进培育，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抱团出海”，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更积极主动地拓展“一带一路”、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构建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和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同时，作为来自外贸一线企业的委员，我深知物流效率是关键竞争力。因此，我多次呼吁强化深圳的多式联运体系，推动港口、铁路、公路的高效衔接，这既是降低企业成本的需要，更是提升深圳国际航运枢纽能级、巩固外向型经济优势的战略之举。

过去一年的履职与实践，让我更加确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每个人、每家企业都可以成为积极的“节点”和“链接者”。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和企业家，我的使命就是竭尽所能，链接好国家战略与深圳实践，链接好党的引领与企业发展，链接好职责所系与民生所需，链接好本土根基与全球视野。在时代的浩荡洪流中，我愿做一座坚实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