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硕士、传记作家范海涛在《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一书中写道：“口述历史……就是用口述历史的采访技巧和记录历史的方法，和普通人去接近，将普通人的记忆挖掘出来，再通过普通人记忆的集合，汇聚成时代记忆。这些宝贵的记忆，将留给下一代，成为他们了解过去，了解历史的工具。”

这不禁让人想起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从事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工作及其留下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口述史名著，它们都是“宝贵的记忆，将留给下一代，成为他们了解过去，了解历史的工具”。而这，也构成了口述史本身的意义所在。

与一般书写的历史相比，口述史更突出的特点是“具体、鲜活、有趣”，但口述史的编撰生成并不容易，或者说，从事口述史的门槛不低，自有其难度。按照唐德刚的说法，就是“口述历史很有趣，但绝不是聊聊天那么简单”，比如口述者往往会信口乱讲，需要整理者做大量的资料查证、校正工作，同时整理者与口述者既要保持密切关系以提高口述史的现场感，又要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护口述史本身的客观性。

也正是基于如上之事实，我们首先要向从事口述史编撰者致敬，更具体地说，在此要向深圳市政协《深圳口述史》编委会及深圳晚报采编团队致敬。自2014年开创性地征编《深圳口述史》以来，深圳市政协相关部门及项目采编团队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从事口述史工作，克服了外人难以了解的困难，迄今已出版了五季《深圳口述史》，特别是第五季《深圳口述史——深港故事篇》已于近日推出，实在可喜可贺！该季以“深港故事”为主题，精选了100位在深港交流与合作领域的代表，以他们讲述的具体、鲜活而饱含情感的故事，勾勒深港合作的时光图景，描摹人缘相亲、商缘相连的时代画卷，叙述深港“双城故事”，展现了一河两岸深港一家亲的温馨底色。该书的采访、编撰与出版，一如既往地凝聚了多方参与者的智慧与心血，它不仅是了解深圳改革开放的重要文献，也是展现“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展示深港血脉相连的重要文本。此外，该项目还通过报纸连载、拍摄纪录片、制作影像库、播放短视频等方式立体呈现深港故事，极大地拓展了口述史的触达边界和对外影响力。

毫无疑问，口述史从根本意义上是“私人化”的，其中就包括个人私密化的成长经验，它很难完全被他人所了解和分享。如1961年出生的香港著名肝脏专家卢宠茂先生，幼时家庭条件拮据，一家八口从澳门移居香港后，挤在不到30平方米的公屋里度过了童年时光，其中的艰难大概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体会的吧。香港力嘉集团董事长马伟武20世纪50年代末从汕头赴港投靠父亲，“出发前，我们以为香港遍地是黄金，但是我们到香港后才发现生活一样艰辛。吃的是咸菜馒头，住的是只有片瓦遮头的破屋”。香港经济起飞前的一帧帧个人生活的如是图景，当其分别被讲述时，无疑是非常个人化的，但一旦拼接起来，则又构成了具有某种公共性的时代历史和社会记忆：香港居，大不易。

与此相映成趣的，则是深圳歌手陈楚生第一次来到香港后所留下的深刻印象：“走出火车站，迎面而来的右舵车流让我瞬间恍惚，这个与内地截然相反的交通规则，成为我对香港最初的鲜活记忆。穿梭在旺角街头，那些层层叠叠的茶餐厅招牌在霓虹中闪烁，仿佛把我拽进了儿时录像带里的港片场景。”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对内地的巨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这是陈楚生个人的经验吗？是，又不是，他的个人经验叠加进了我们相似的集体经验，不用说，对香港的深厚感情于我们而言是共同的，也因此，我们才会对书中多次涉及的香港回归祖国盛况，有着与受访口述者一致的激越的感情投射。

反过来，香港人是怎么看深圳的呢？通读全书，不少受访港人谈及对深圳的最初印象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香港佳宁娜集团名誉主席马介璋先生如此忆及1984年底第一次到深圳考察的情景：“记得当时是从罗湖口岸过关，不仅要排很长的队，而且还要经过边防人员的层层询问……办完整个入境手续就得两三个小时。从关口出来进入罗湖，放眼望去到处是黄土路，路上汽车并不多，一阵风过来就尘土飞扬。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沿路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大开发景象。”40多年过去，如今深港两地仅陆路口岸就有7个，实行一站式通关、24小时通关、一地两检通关等，尤其是电子化通关极大提高了两地通关效率，这让长期从事货柜运输的港人陈文送感慨不已：“在过去的30年，我见证深圳从边陲小镇蝶变为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目睹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感受到物流、人流的畅通无阻，这些都是深圳蓬勃发展的直接体现。”

由此可见，香港与深圳，在此形成了一个“看”与“被看”的并置、映照关系，书中的百位受访口述者，既是深港两地携手发展的参与者，也是深港关系变化的见证者，在“看”与“被看”的对视中，他们的经历、经验及个人叙事最终汇入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折射了深港两地、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国家巨大的时代变迁。

深港两地本为一地，地处珠江口入海处之东岸，在20世纪一前一后崛起为闻名遐迩的两座大城：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深圳则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和科创中心，双城闪耀，熠熠生辉。

众所周知，深圳的崛起甚至内地的发展，与香港息息相关。香港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内地企业的国际融资平台，港商率先投资内地制造业并输入技术、管理经验和提供国际市场渠道，是我国工业化的积极参与者，同时香港也是内地开展国际贸易、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桥梁，以及内地制度创新（如土地批租制）的促进者。换言之，香港作为“超级联络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深圳作为内地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无疑是最早的获益者。在这方面，本书收录的香港东雅集团创始人郑可明的口述就是最好的例子。

郑可明是汕头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赴港后从事手袋生意，早在1976年就来到文锦渡投资建厂，成为“首个走过罗湖桥的港商”‌‌。为了解决生产效率低下问题，他提出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实行多劳多得（可见这比后来蛇口工业区的同类做法更早），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积极性，实现了产量和订单的双提升，工厂规模因此急剧扩大，高峰期有工人近1.5万人，其收入也水涨船高，“上世纪90年代初，工人月薪几千元已不奇怪，有的人月薪甚至可达上万元”。更重要的是，他的工厂成为内地工人接受现代工业文明洗礼和熏陶的平台，“这些女工文化水平不高，小学、初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上学。在工厂里，一开始她们什么都不会，我就让她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边做边学”，“勤俭持家的她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有些人逐渐成长为工厂的管理者，有些做得好的女工还十分‘抢手’，很多工厂都争相聘请她们”。

深圳是香港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的受益者，反过来，郑可明的例子则完好地说明了，投资深圳也为香港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互惠互利、彼此成就的关系，可以说构成了书中深港双城故事的主轴，它既体现在企业壮大和经济发展上，也体现于金融、会计、法律、科研、医疗、教育、文化、交通、就业、食品、水务、社工、环保等诸多生产生活领域，书中讲述者，有为深港发展建言献策的张五常，有唱响《我的中国心》的张明敏，有引东江水润香江的林振勋，有推动大湾区法律服务业发展的何君尧，有推动大湾区医疗资源共享的卢宠茂……通过讲述深港合作共赢的双城记，该书所展现的深港双向奔赴、携手共进的壮阔历程，见证了香港融入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时代趋势，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