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合作的起点，始于改革开放对制度壁垒的打破，也得益于“一国两制”框架下优势的互鉴互通。这种制度创新不是空中楼阁，而是100位口述者用实践试出来的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探索提供了鲜活样本。

1986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信报》发表《出售土地一举三得》时，中国仍处于“土地无偿划拨”的计划经济框架中。他大胆提出土地的共有权不变，而使用权、收入权及转让权可界定为私有的构想，直指发展资金短缺的核心痛点。数月后，深圳举行新中国首次土地使用权拍卖会，那把从香港借来的木槌落下的一刻，不仅敲开了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的闸门，更成为“一国两制”下“香港经验内地化”的标志性瞬间。张五常说“深圳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所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曾让我确信，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不可限量。区域经济发展往往需要一个湾区来带动，这种情况举世皆然。大家今天说起来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是一个湾区，而深圳无疑会成为这个湾区的重要引擎。”

教育领域的制度创新，同样是“一国两制”与改革开放的深度耦合。1999年，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推动港科大、北京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共建“深港产学研基地”，首创“3+X”开放模式——“3”是深港校地三方，“X”则是全球科研机构，这种打破地域与体制边界的合作，既是改革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结合，也是高等教育资源的跨制度整合。更重要的是，吴家玮早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二十多年前就提出“港深湾区”概念，将学术构想转化为产业实践。这种探索恰是中国式现代化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早期实践。吴家玮说：“深圳与香港的关系，不仅是地理上的相邻，更是文化、科技与经济上的共振。我始终相信，未来的深圳与香港，只有在更深层次的合作中，才能在全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借香港的科研优势补内地的转化短板，用深圳的产业空间承接香港的创新成果，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让教育合作成为双城合作的“智动力”。

深港经济的互动史，是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缩影。从“前店后厂”的朴素互补，到“科创协同”的生态共建，双城经济的每一次升级，都呼应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阶。

1984年，香港商人马介璋穿越尘土飞扬的罗湖口岸，在深圳南头收购旧厂建成服装加工厂——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深港经济合作的典型图景：香港出技术、订单，深圳出土地、劳动力。“前店后厂”模式看似简单，却暗含“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深圳依托香港的国际市场通道，融入全球产业链。香港的市场经济经验为深圳的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范本。马介璋回忆：“1988年，我们在刚落成的深圳晶都酒店开办了内地第一家大型外资潮州菜酒楼——深圳佳宁娜大酒楼，从店铺装修到菜品标准、管理与服务方面均与香港的佳宁娜酒楼一样，连厨师和楼面管理人员大部分也是从香港派过来的，同时对内地员工进行了一系列的‘港式服务’培训。”马介璋后来推动成立的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正是将香港行业协会的运作逻辑引入内地，开创了改革开放中“民间组织助力招商引资”的先河。这种“要素互补”的合作，恰是中国式现代化初期对外开放、借力发展的缩影。

20世纪80年代中期，沙锦涛从香港观塘来到中英街，做起深港小商品“中间人”。他在香港侧租铺，从元朗、上水采购洗发水、电子表等日用百货，经简易查验通道送深圳商户。沙锦涛自豪地说道：“有句老话‘同住一条街，同喝一井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内地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中英街从香港进口的商品十分畅销，总是供不应求。中英街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享誉全国”。沙锦涛联合十余家深港商户促成“便捷通关卡”，过关时间缩至半小时，还牵头成立“中英街商贸互助会”统一品控。他记得中英街最热闹时单日接待万人，“深圳阿姨买香港香皂，香港街坊买深圳茶叶”。沙锦涛的经历，正是改革开放中期深港基层商贸“双向互补”的缩影。香港的商品资源填补了内地民生需求的缺口，深圳的市场活力则为香港中小商户提供了新空间，这种扎根民生的经济互动，让“一国两制”的优势在细微处落地生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同积累了“基层实践经验”。

进入21世纪，深港经济合作从“要素互补”升级为“生态共建”，这既是改革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迈进的结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2002年，孙启烈与四位港商投资26亿元兴建深圳华南城，整合纺织、电子等五大原料交易中心。将香港的贸易网络与深圳的制造能力深度绑定，使原材料采购周期缩短40%。孙启烈兴奋道：“每次看着一批批货物在龙岗平湖工厂生产出来，再通过香港运往世界各地，我都会不由得感慨：深圳，我们来对了！”华南城模式后来复制至南昌、重庆等地，证明这种实践，已从深港个案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同的通用经验。而如今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更将这种合作推向新高度，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区域协同方案。

深港合作的深层动力，从来不止于制度与经济的协同，更在于“人”的联结。医疗领域的跨境改革，堪称“一国两制”下民生协同的标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前院长卢宠茂说：“深圳是一座改革创新先锋城市，港大深圳医院自带‘改革创新’基因，自成立后推出了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例如取消门诊输液、高薪养廉和全预约制度等。但我们也深知改革不易，需要一个让大众接受的过程，为此深港双方作出了很多努力。”如今，香港长者可使用医疗券在深圳直接结算，“港澳药械通”让救命药跨越边界。这些改革不是政策的刻意设计，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自然选择。

1984年，张明敏在央视春晚唱响《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歌词，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同胞家国情怀的集体表达。张明敏激动地说道：“我把一个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对祖国发展越来越好的企盼都融入每个音符中，努力把其中承载的爱国魂表达出来。”1997年香港回归夜，他将歌词改为“我们的中国心”。一字之变，道尽从“个体情感”到“共同体意识”的升华，这是家国同心的精神共鸣。

香港打鼓岭区乡事委员会主席陈月明更将这种“人的联结”拉回到最朴素的乡情与代际传递中。作为打鼓岭坪洋村原居民，她的家族与深圳的联结早刻在山水脉络里——打鼓岭与深圳梧桐山一脉相承，深圳河支流滋养两岸村落，祖上从广东五华迁来的客家先民，让坪洋村与莲塘村本就“亲如一家”。陈月明说：“莲塘/香园围口岸开通后，深港两地居民的生活被拉得更近，频繁往返两地的人们几乎可实现‘无缝衔接’。”这份乡情在新时代有了更加鲜活的延续。2023年，陈月明牵头组织的香港青少年“饮水思源”计划暨深港跨境单车游活动在深圳水库启动。29名香港骑手经莲塘/香园围口岸进入深圳，这是香港与内地自行车组团首次实现“人车直达”跨境骑游。让“饮水思源”的情谊跨越代际，也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温度，在车轮转动与欢声笑语中自然流淌。

深港合作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的未来，在于融入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格局。《深圳口述史》中的青年叙事，展现了“一国两制”下香港青年“根在祖国、机遇在湾区”的发展路径，印证了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的活力。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的故事，是改革开放新高地的生动注脚。洪为民担任前海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期间，每年组织香港青年实习，首批61名学生中，有人感慨“前海同事和我们喜欢一样的歌”——这种文化共鸣，是香港青年融入湾区的情感基础。而“1元入驻、5亿基金、10万空间”的梯度支持体系，让梦想有了落地的土壤。截至2024年，梦工场孵化香港团队超700家，融资42亿元。洪为民说：“筹建前海管理局驻港窗口公司时，前海管理局给了我一个任务，也可以说是这个窗口公司的使命，那就是‘推介前海、联络各界、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前海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环境，让香港青年的创新活力与深圳的产业生态碰撞出火花，这既是“一国两制”下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实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具体体现。

第五季《深圳口述史——深港故事篇》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照亮未来。深港青年在创新工场共同追逐梦想，双城医生联合攻关罕见病，“超级联系人”的故事在不断续写。我们看到的，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力、“一国两制”的创造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吸引力。而最好的双城故事，永远由“双向奔赴”的人们共同书写。

文/叶亢 作者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助理、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深圳口述史研究中心主任